王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不仅在“龙学”领域是公认的经典，而且其知名度远远超出一般的“龙学”著作，在比较文学、美学、文艺理论、古典文论、国学等众多研究领域都是被经常提到的经典之作；同时，作为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思想家，王先生在众多研究领域亦均有独到的建树，其很多研究成果较之《文心雕龙讲疏》显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受众面，但就其影响而论，似乎无出这部看起来更为专业的“龙学”著作之右者。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关于这部“龙学”名著和经典，从其诞生之时开始，就一直有批评的声音存在，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王先生曾用“喜忧参半”来描绘自己面对这部书的心情，我觉得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这部产生在特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历史特点。
关于《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著述缘起，王先生不止一次地作过或详或略的表述，其“日译本序”云：“本书的酝酿是在四十年代，写作是在六十年代，出版则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本书重印时，又作过一些增补。至于重订本《文心雕龙讲疏》的出版，则是九十年代初了。”[7]因此，阅读和评价王先生的这部经典，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和思想准备，那就是必须明白这部著作虽初版于1979年，但实际上产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特殊思想和人文环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王先生特别指出：“这本书基本完成于四十年前，倘根据我目前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去衡量，是存在差距的。”[8]又说：“从今天来看，其中很多观点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今天应该更加解放思想。”[9]即使在后来出版的“定本”中，王先生也再次申明：“这本书基本完成于四十年前，倘用我目前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去衡量，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但要将我今天的看法去校改原来的旧作，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另起炉灶，再写一本新书，由于这个缘故，我对现在这个定本的出版，怀有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10]
吴琦幸先生也曾谈到：“先生坦诚说……事实上，我的研究还是有不少遗憾的，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呢，也没有脱离机械论，尤其是在立场观点上，延续了当时的说法。……如果要重新修订的话，要脱胎换骨了。不过我无法再花大力气去修订了。有待于后人的评价吧。”[11]这一再的提醒说明，王先生的确意识到这本“基本完成于四十年前”的著作与自己“对中国文论的新看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方面，无论评价高低，首先我们应当对这样一部著作表示由衷的敬意，这是大前提。这并非因为王先生是大家，而是因为这部著作自身所显示的力量，自身所取得的成功，是因为其历经半个世纪之后仍展现出的学术、思想魅力。可以说，这部著作实现了郭绍虞先生的预言，“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12]。另一方面，这部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学术著作，必然有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这是今天评价它不能不正视的。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不能因为作者是大家，就只有顶礼膜拜，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和遗憾，也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符合王先生自己的要求和意愿的。吴琦幸先生曾谈到王先生自己对鲁迅的态度：“我批评鲁迅是有一点，实际上我是很尊敬他的……但对他的缺点我一定要指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治学态度嘛，迷信什么你就让我全部说好，我是做不到的。”[13]笔者以为，王先生能够在特殊的年代留下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与其独特的学术人格和胸襟是分不开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希望虔诚地寻找王先生所意识到的“较大的差距”，更多地注意王先生所谓“在释义中是不是有做得过头或做得不足的地方”[14]，但由于个人的理论水平所限，一是未必能找到，二是找到的也未必是对的。(www.xing528.com)
笔者觉得，从《文心雕龙柬释》到《文心雕龙创作论》，再到《文心雕龙讲疏》和《读文心雕龙》，这部规模不大而一再修订乃至不断更名的著作，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的“龙学”特点及其是非功过。应该说，作者的写作、结构方式，显示了极为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正如牟世金先生所指出，其“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15]，这种态度堪为后世楷模。首先是作者所采用的“释义”和“附释”的方法，体现出其实事求是的著作态度，令人敬佩。其云：“有人不大赞成我采取附释的办法，建议我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起来。这自然是最完满的论述方式，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但是限于水平，我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步。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与其勉强地追求融贯，以致流为比附，还不如采取案而不断的办法，把古今中外我认为有关的论点，分别在附释中表述出来。”[16]其次，其“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还有牟世金先生所指出的另一方面：“据笔者所知，王著本不止‘八说’，还有几‘说’既不愿收入其书，虽几经要求，至今仍不愿付梓，原因就是自认为‘不成熟’。”[17]这样的著述态度，尤令今天急功近利的我们感到汗颜。
然而，这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却无法逾越时代的樊篱，从而摆脱历史的局限。笔者以为，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所谓“清理和批判的原则”，所谓“在批判地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所谓“用科学观点去清理前人理论”；[18]二是对《文心雕龙》基本性质的判断，认为《文心雕龙》是后世所谓的文学理论。显然，这两个问题在研究者那里，基本不是问题，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前提。但王先生也清醒地意识到：“用科学观点去清理前人理论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用科学观点清理前人理论的方法，和拔高原著使之现代化的倾向混为一谈。自然，运用这种方法而要做到适如其分是很不容易的。”[19]因而，尽管作者要求自己“在阐发刘勰的创作论时，首先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示它的原有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20]，但在对《文心雕龙》基本性质的认识尚有问题的情况下，对它所作的“清理和批判”，便可能在某些方面产生理论判断上的失真。这在今天看来是令人感到遗憾的，而这又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是个人所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应该说，把《文心雕龙创作论》改为《文心雕龙讲疏》，虽仅是一个书名问题，但对笔者所说的这两个问题而言，显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弱化，也就意味着向着《文心雕龙》的本来面目靠近；不过总体而言，这两个问题始终是存在的，这也就整体决定了其所代表的一代“龙学”的基本特点。我想，王先生所谓“感到不足的方面”，所谓“我没有将我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对中国文论的新看法表述在本书中”[21]，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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