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思想研究-论王元化

胡晓明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明年就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得失，正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大家都知道先生晚年以反思“五四”而著称。关于“五四”的进步意义，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启蒙精神，他是毫不含糊加以肯定的，但他并不以启蒙者自居。他提出要继承“五四”、反思“五四”，明确表示：“‘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1]，“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与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2]，“‘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3]。今天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要继承“五四”科学民主进步与爱国主义；一方面业已认识到“五四”的局限性所在，明确提出“文化自信”，以及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等，正是为了纠正“五四”全盘西化和激烈反传统的偏向，接通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不衰的内在能量。

先生出生于1920年，他自称是“五四之子”，喝着“五四”的奶长大的一代人，最深切地懂得“五四”的好处，也最真切地感知“五四”的问题。先生与“五四”一辈人不同的是，他有一种“超越二分式”的思考。记得有一年，我打印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供先生写作时参考，那篇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20世纪曾走错了路，因为推动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文章写得很雄辩。然而先生告诉我，他不能赞成用单一的生产力进步与否的观念来解说历史，这样的论述完全不能懂得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的暧昧性。先生一生表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抨击，深受西方文学家人道主义思想熏陶，根本看不起20世纪，绝不会赞成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先生肯定也不会赞成俄苏式的社会主义。他抄录了《顾准文集》的一段话：“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又抄录了顾准1956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国这三十年中（洋务运动到中日战争），没有什么光怪陆离的思潮，而中日战争后生长的一代，只有康有为那一派，与大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原文为右派）。以后，孙中山、鲁迅这一班，就直接走俄国革命之路了，只是旁门左道而已。值得一提的只有胡适，可是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太小了。”^[4]这与先生晚年研究《社会契约论》是一致的，贬低俄苏式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上的“旁门左道”。所以我们也不要简单给先生贴上左右两派的标签。

复杂地看问题，至少可以有四种进入“五四”的方式。先生开列的“五四”正面遗产，当然是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尤其是他特别指出，以前提到很少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是比民主和科学更为根本的“五四”重要思想遗产。因为，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而只是人云亦云，科学和民主，就只是口号而已，不仅不能真正得到如实而准确的理解，不能真正得到真切而具体的落实，反而会成为对于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阻碍。当代思想把科学理解为主宰一切事物的科学崇拜，把民主理解为上街游行、民粹主义和激进情绪，正是这样的后果。他反思“五四”，也有一份负面清单，诸如“以西学为坐标”“过度反孔反精英”“意图伦理”“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5]等。更重要的是，先生对“五四”的反思，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停留在思想文化上，而更借助于反思卢梭学说，步步深入落实到国家创制的观念。今天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学界承认，“五四是个磨刀石”，是思想训练的有益体操。简单地说，从学术思想的层面，进入“五四”论述的路线至少有四种：一是现代化进程式的进入，即器物—制度—思想；二是后现代式的进入，如汪晖从鲁迅的两重性，论述“五四”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批判；三是现代文明形态综合式的进入，如陈平原所谓舆论家的梁启超、教育家的蔡元培、政治家的陈独秀、学问家的胡适，四家构成五四新文化所奠定的现代文化基础；四是一种思想辩证式的进入，如林毓生的“‘五四全盘性整体主义’及以传统反传统说”（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缺失）与张灏的“五四歧义说”。而先生的进入方式，也是这样的辩证式的，他借反思“五四”的缺失，然后追到卢梭国家学说，最终回到“五四”自由精神与人道精神，回到现代文明立场。他可以说是透过反思“五四”来继承“五四”。说到底，他还是“五四”之子。

然而他跟林毓生张灏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先从思维方式这一层，透过个人痛切的存在与生命反思，提出“五四”负面清单，学理纷繁，包孕甚大，尤其是其中所突显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列、革命与改良的对列、传统与西学、理性的夸大与理性的自省，然后由此近代思想之门，进入比较政治理论，即关于民主两型、关于大契约与小契约、关于俄法式革命与英美式改良，澄清“五四”关于民主的含混与不成熟思想，然后由此返回文化价值观念，即每一现代思想者都要面对个人／社会／国家／这一根本性的难题。

先生反思的一个鲜明的学术风格，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化学术理路而为存在感，将个体生命的存在感融合客观架构。譬如“意图伦理”是借助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个学理。简单说，只要自己认定自己的意图是好的，自己有一套自足的理论，那么就不必考虑行为的性质如何、做事的手段如何，更不必对最终结果负责；既然意图是好的，那么行为及其实现意图的手段也应该是好的，结果就应该是好的。意图伦理正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谬误：不能区分主观的意图与客观的事实往往不是一回事；不能区分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想象或主体性创造，与政治家的实践操作不是一回事；不能区分是非与利害不是一回事，于是化动机为效果，化政治为文学，将自己认为好的意图当作行为的出发点和判断所有事情的依据，而当这种意图可能造成了侵害与破坏时，他也坚执在意图之中，认为这些侵害与破坏只是暂时的。意图伦理的发动者往往有两项思想特权，一是“结论高于事实”，二是“立场大于是非”。所谓“结论高于事实”，即发动者经常不断地坚执于自己的主观结论，比如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敌人，有着巨大危险性，于是，“站在什么立场”就是决定性的前提，后果可以不计，手段可以忽略。先生分析说：“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6]

而这种“已有的结论”又是如何来的呢？这与先生所批评的“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先生说：“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〇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分怀疑，少了一分信念。这就是所谓偏识。”^[7]

知识的全知全能、价值的唯一绝对、理性的自以为是，这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的主要特征。意识形态化又译为意谛牢结，指一种思想由封闭而来的观念自我锁定。譬如对“新事物新社会新人类”的崇尚，对进化的崇尚，对科学主义的崇尚，对市场的崇尚……因而，旧的都要摧毁，所有的人生都可以用科学来指导，市场永远是有办法的，进步只能是直线，大众永远是对的，等等。凡此种种，都把一个东西绝对化成为一种“意谛牢结”，而活泼泼的事物与生动的历史，成为被观念绑架的“人质”，而且逃避了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内在紧张。

为什么说先生最终回到了“五四”？先生的最后结论，其实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区分。一方面，在国家政治上，要建立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秩序，即尊重个体，权利优先。这是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莫大的时代苦痛而得出的结论。这当然是回归了尊人道、崇个人、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五四”精神。黑格尔说，儿童都能懂得的真理，老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亲证，所得自然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上，要强调公民意识即社会意识优先，有一种大人君子之思，关心民生、关怀世道人心，担当知识人天民先觉的使命。这也无疑是回归了“五四”的家国意识与天下关怀。

不能把先生的思想课题想得太简单。当今这个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眼前。群体生存与利益的意识，在不同的历史关头，是否处于不同的位置？表面上的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优先，弄不好会不会引入反向，导致深层的危机或意图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或者，是否国家命运如果扎根于个体生命的自觉、个体自由的自决之上，更加牢固坚实？而个体权利的真正保障与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远大目标的实现，亦有真正关联。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确实让中国人获得集体尊严与民族自豪，这对于国家进步与富强，确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今中国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有关。因而似乎这两者又不是那么截然对立的，民族自豪、集体尊严与国家富强，的确也可以为个人的发展、个人的权利争得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个人意识、个人权利的增强，也可以为国家的活力与创造性开掘来自底层的生命力源头。先生如果活在今天，相信会有更精彩的思考。这是一个意见纷纭繁杂甚至尖锐、分歧对立却又并不鼓励人冷静思考的时代，然而恰恰又是一个非常需要清明理论的时代。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性。用先生的话来说，即如何“不以西学为标准，而以西学为参照”。所谓“不以西学为标准”，就是要看到，19世纪以来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在当今文化思想的新环境下，有相当一部分已明显不能成为固定不变的标准；西方现代思想本身如启蒙，业已产生许多内在的矛盾与修正；而由西方单方面主宰世界与制定规则的局面，业已不适合新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这就对重新理解与解释中国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文学理论为例，我从2014年到去年，共主持两届年会，三次高端论坛，发表五篇“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系列论文，旨在发展出一套以大文学观、关联思维、全人宗旨、心的文化、文明素养、道的权威、深层语言、意义治疗等一系列论述^[8]，正是接着先生往下讲。所谓“以西学为参照”，分明又不是一味排斥西学的文化民族主义式的一支独大，而是有区分的智慧、有包容的心态、有时代的新命，既不夸张传统，也不贬抑自我，为具有内在生机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而作更有建设性的努力。

今天读来，先生衰年反思，实为不易。他负重而行，强探力索，是在多种张力之间突围：一方面是革命者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历史结构，一方面又是知识人生命在其自己的存在感受；一方面是深深悉知传统的暗黑与冤曲，一方面又是真切承受了现代的压抑与悖反；一方面是法苏式的民主左翼，以公意取代个人，另一方面是英美式的民主右翼，以大众牺牲精英。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来说，是在“荆棘丛生的理论之路上跋涉”的一生，近现代学人中不多见，颇有某种文化英雄的悲壮意味。先生缠绵病榻之时，有一次慎重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学××或×××，要关心大问题，研究大问题。他后来又明确说，你们建立学馆，不是为了纪念我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要把我开了一个头的课题，再继续做下去。(www.xing528.com)

我自2017年接任主事王元化学馆，也在此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我业已日渐清楚地意识到，先生所说的开了一个头即反思“五四”的事情，有三个方向：一是由反思“五四”，到反思我们的政治与文明的基础，兹事体大，有待于更多从事比较文明与比较政治学的专家。二是由反思“五四”，重建传统价值、文化秩序与文明信心，这是由学术文化回馈社会与世道人心的事情。2018年我在孔学堂主持辩论大赛，题目是《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孰为优先？》，以及今年参加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举办的“百年五四暨王元化先生思想研讨会”，正是从先生的思想再出发。这一点，我们还会通过王元化系列讲座，逐步做下去。三是由反思“五四”到重启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古典文学理论与研究的后“五四”时代。学馆去年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后五四时代与中国思想学术之路》^[9]，两大册，其中很多文章涉及这一方向，大家可以参看。今年7月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2019”》，旨在推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建设，也是继续先生后“五四”的思路。总之，先生晚岁反思规模宏大，内涵深厚，具有很强的思想启示意义与学术文化建设意义，深入阐发与发扬光大，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本文戋戋小言，不过为抛砖引玉之论尔。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注释】

[1]王元化：《对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2]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页。

[3]罗银胜：《反思理性进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载《书屋》2006年第6期。

[4]王元化：《思辨录》，第46—47页。顾准的原文为：“中国的洋务运动到中日战争，时间不过三十年，俄国洋务运动到1905年经过的时间很长。中国这三十年中（洋务运动到中日战争），没有什么光怪陆离的思潮，而中日战争后生长的一代，只有康有为那一派，与大革命中的国民党右派。以后，孙中山、鲁迅这一班，就直接走俄国革命之路了。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旁门左道，只是旁门左道而已，值得提一下的只有胡适，可是，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作用太小了。”（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时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参见杨庙平：《对王元化〈思辨录〉中一则材料的补正》，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第8期。

[5]参见王元化：《“五四”时期四观念》《继承“五四”与反思“五四”》《扭曲的启蒙心态》等文，见王元化：《思辨录》，第28、39、40页。

[6]王元化：《王元化集》（第七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页。

[7]王元化：《思辨录》，第40页。

[8]参看拙作《略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三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十次年会论文，2016年，汕头大学；《活古化今：接续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思想如何可能——四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2期；《发现中国文学思想的深层结构：五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北京大学钱锺书思想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同时参考笔者策划组织的三次高端论坛：《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发展》，2014年常熟高端论坛；《中国文论与文化大义》，2017年安庆高端论坛；《古今中西之争与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2017年上海国际论坛。

[9]胡晓明主编：《后五四时代与中国思想学术之路》（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