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空气还比较活跃，元化先生就尝试着在《文心雕龙》研究中采取三个结合的研究方法，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曾经把这种方法称为“综合研究法”。尽管他对这种方法的自觉意识是在1983年的《文心雕龙》二版跋中才提出来的，但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却是早就有探求了。这正如比较文学前辈季羡林先生称赞元化先生在比较文学已经“着了先鞭”[20]，比较文学学者赵毅衡1981年在《读书》第二期的文章中也将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列入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著作，但元化先生自己却说“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21]，这些恰恰说明他很早就已经想到并尝试将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钱仲联先生独具慧眼，较早地提及了元化先生的这一研究方法，说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吸收西方文论，融会古今中外，为了古为今用，丰富世界文学理论宝库的目的”[22]。元化先生这种融贯中西的研究方法，也被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加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把《文心雕龙》放到世界的范围内，用世界的水平来加以衡量和研究。这样，他自然突破了过去研究的藩篱，达到了‘划时代的’、也就是前人还没有达到过的水平”[23]。元化先生有扎实的中西学问功底，加之又有活跃的思维，故他能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世界性的眼光。
元化先生的“综合研究法”提倡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它有别于钱锺书先生所推崇的阐释循环法（即互释互阐法）。阐释循环说出自德国哲学家伏尔泰，提倡的是“个体与整体间的循环”“古今间的循环”以及“史实与理论间的循环”。汪荣祖曾就伏尔泰的“阐释循环说”加以撮要阐发，比如“单一的历史事件需从大格局中求理解，这是循环的一边；然大格局也须由许多单一史实理清，这是循环的另一边”。古今间的循环是“由今可以识古”“由古可以明今”。史实与理论间的循环则是“一方面由史实建立通则或理论，另一方面再据通则或理论来检验史实”[24]。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思想史虽然面对的也是历史，但他更多的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还原和理论的阐发，他追求的是一种学科间的融贯与时空的贯通，在理论形态上具备了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姿态。如他以“综合研究法”研究韩非子、龚自珍，其论述的触角就延伸到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的多个领域。对鲁迅的研究，他也倡议“要采用综合研究法”[25]，因为鲁迅学识渊博，作品涉及古今中外与多种学科。他还认为鲁迅研究中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比如鲁迅与章太炎在学术上的传承关系，鲁迅对顾颉刚等推崇今文学和倡导疑古派治学方法的批评问题，[26]这些如果没有文史哲结合的功底是做不深做不透的。他还据此指出：“文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不得不依靠史学、哲学、美学等已有的科研成果。”[27]另外，我们看到，元化先生的“古今结合”也不完全是“由今可以识古”与“由古可以明今”的互阐问题，他所做的是除了进行历史的还原、比较、考辨工作之外，还要从今天的高度去对历史进行剖析反观与阐发，他指出：“对于萌芽形状尚未成熟的文学现象，只有用后来已经成熟的发达形式的文学现象才能加以说明。”[28]元化先生主张的“综合研究法”是一种融贯法，其间的相互结合应该是像盐溶于水一样是看不见分不清的，正如元化先生指出学术与思想是不可分裂的与盐溶于水的关系一样。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元化先生更像梁启超、宗白华、熊十力等先生，梁启超的研究纵横捭阖、文史哲精通，宗、熊两位先生西学精通，他们的文章中却没有西学的痕迹，但分明又都有着西学的思维和知识，其中外的结合堪称典范。所以，元化先生在学术上很谨慎，他反对“勉强地追求融贯”[29]，如果古今中外结合融贯做得不好，就会流于比附和生搬硬套。(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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