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一下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辞典，我们会发现，有大学问且为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大多是在国内有深厚的国学修养（或有家学渊源），并且后来又出过国留过洋的，此一类人如冯友兰、唐君毅等，像元化先生有家学渊源但并未完成大学学业也未出洋留学过，却能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是极其特例的。从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看，他具有国学的、西学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三方面的知识与功力，这才使得他具有全方位的知识视野、融会贯通的思维以及深刻精辟的思想见解。从国学方面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见功力的。他在对刘勰的创作论进行阐发时，首先强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揭示它原有的意蕴，弄清它的本来面目”[1]，为达此目标他做了许多坚实可靠的训诂与考辨工作。如释“心物交融”说中的“物”字，释“虚静”说的涵义，释《比兴》篇中的“兴”的涵义等，都根据古典文献作了文字的训诂并梳理了它们的意义流变。尤其是在弄清刘勰的家世问题以及刘勰的主导思想时，元化先生根据史学、佛学、玄学的历史材料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考订刘勰出身于庶族，并确定了他一生的经历决定其思想倾向乃是由儒而佛并最终与玄佛合流的。元化先生对六朝时玄佛合流的文化现象了解甚深，他在指导我做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时就专门指出这一点，并提醒我在分析其中的文学理论术语与文学现象时要结合玄佛合流的状况去进行研究。元化先生强调在清理并阐明中国古代文论时，必须重视考据训诂之学，他指出：“近几年学术界已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很难想象倘使抛弃前人在考据训诂方面做出的成果，我们在古籍研究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障碍。……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解、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成果而发生的。”[2]他认为，清末以来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吸取了前人的考据训诂之学，另一方面也是超过了前人，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开拓。20世纪60年代，元化先生因“胡风案”的牵连而被开除党籍和降低级别，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即开始着手《文心雕龙》的研究。1962年，当他将部分研究文章拿给当时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郭绍虞先生看时，就得到了郭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所论甚有新见”，要推荐这些文章予以发表，并相信如果将来汇集出书，“其价值绝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3]。郭绍虞先生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家，功力深厚，他对元化先生的赏识是有来由的，即相信他的研究承接了国学传统，其成果的价值可以与黄侃等国学大师相媲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维周先生是清华大学的英文教授，故他虽未留过洋却自小就得到家庭的熏染，英语水平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在隔离结束且在心因性精神病症康复之后，即在家从事西方莎士比亚戏剧评论的工作，这些翻译后来连同师母张可先生翻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一起汇集成《莎剧解读》，终于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同在20世纪50年代，元化先生和他的父亲还一起翻译了英人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因他当时被审查尚未有结论，出版时只能署他父亲一人的名字。他的西学好，并不仅止在翻译，而是将翻译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让翻译来拓展他的研究。最典范的例子就是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时，为了弄清刘勰关于“体性”的涵义以及讨论“体性”涉及现代文艺理论术语“风格”的意义，他专门翻译了四篇文章，即歌德的《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威克纳格的《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柯勒律治的《关于风格》，德·昆西的《风格随笔》，在这些翻译的基础上，元化先生专门写了一篇《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作为附录附在释《体性》篇“才性”说的后面，虽然评述的是威克纳格关于风格的观点，但它对我们正确去把握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却有极大的帮助。我们知道，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用的是这种中西对照互释的方法，但钱先生多是列出，点到为止，留给读者再作联想，而元化先生却在翻译之后还作详尽阐述，以推动研究走向深入。元化先生的西学功底还在于他对黑格尔的深入研习。他曾经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较集中地阅读了黑格尔，甚至对极其难读的《小逻辑》都读过多遍，并作了详尽的笔记。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的阅读，不仅训练了缜密的思维，而且使他能触类旁通，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大家所熟知的“知性不能把握美”就出自他对黑格尔的阅读。20世纪90年代，元化先生又以黑格尔的哲学方法去清理了黑格尔思维所养成的惰性习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种反思所依赖的仍然是西学的知识与方法。
黑格尔是通向马克思的，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的重视也必然形成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重视。作为一名早年就参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元化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信不疑，但又能与时俱进地提出“离经而不叛道”的观点。他更多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透视社会文化现象与文学艺术现象。像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他就自觉地采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倡的思想方法，即“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4]。他提出：“按照这一方法，除了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去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外，还需要把它去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和考辨。这种比较和考辨不可避免地也包括了外国文艺理论在内。”[5]同时，元化先生又提出，在用科学观点去清理前人理论的时候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即对黑格尔的理论作必要的阐发，在阐释中提出一些连黑格尔本人也没有确定而鲜明说出来的观点，这便是清理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这样的清理方法，表面看来似乎已越出了原著的界限，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它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真正揭示出隐藏在黑格尔哲学内核中的合理因素。”[6]元化先生在对《文心雕龙》概念、命题进行释义工作时基本上都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的。还比如他对人文精神的思考和对文明的忧虑，也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去思索的。他在《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出现的功利主导、商业化趋势、知识与人才的批量化生产等，“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伸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7]。(www.xing528.com)
我注意到，元化先生在阅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一书时，专门摘抄了其中关于学问的问答，朱一新对汪巩庵提出“学问如筑室，然须自根基筑起，逐渐推去，方成完备之室”的说法表示了肯定，认为这是极好的比喻，但又进一步指出这还“有所未尽”，还得从义理上加以完备，做到经义均通。元化先生评价时指出：“这些不仅可供学术上的参考，亦可作为教育上的借鉴。”[8]元化先生的学识能做到“根柢无易其固”，与他的博览中西、往复思考以及他的博大胸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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