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看法与中国学者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

据王元化向记者回顾，在他与德里达谈话中，感觉德里达“在辨同异问题上，有时有些畸轻畸重的倾向”^[14]，有只注意中西思想的不同处而对两者相同之处有所忽略之嫌，所以他向德里达做的介绍，重点是放在中西思想如何存在“异中有同”的。这与王元化一贯坚持的追求“具体的普遍性”原则是相符的。那么在这次谈话中，王元化是否谈及，又是如何谈及中西思想间存在的“同中有异”，亦即两者的特殊性的呢？我们自然首先会关心德里达有没有与王元化提到中文书写问题，因为德里达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或称成名作就是《论文字学》与《书写与差异》。但是在答记者问时，王元化似乎没有披露这方面的信息，而是似乎不无针对地说：“不同民族在创造语言文字时，有的是拼音，有的是象形，有的是会意。有的是横写，从左到右；有的是竖写，从右到左。尽管千差万别，但不论哪一种形式的语言文字，都还是语言文字，而不能说某种是，某种却是语言文字以外的另一种东西。”^[15]从这段话，我们可看出王元化的重点是放在从普遍性方面来认识语言文字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忽略了他通常关注的由特殊性构成的具体性。

在德里达访华之前，我曾与王元化随兴谈起过语言与书写的关系问题，重点是中国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形成是否有其先后，两者又是如何融合的。记得蓝云女士的女儿莫娇那时是中学生，也颇有兴致地参合讨论，发表了她的意见。王元化充分肯定中文书写是中国文化形态特殊的主要原因，其时他正在组织《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工作。当然，王元化也了解正式做这方面的研究是颇具难度的。因而他笑言，你为什么要去研究洪荒时代的东西（他的意思是缺少资料），为什么不像他自己那样，通过研究京剧来探讨中国文化特有的写意体系？他接着说道，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也属于这样一个相同的体系；还说，过去他在写《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对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关注不够。看来，他是把书写特点与写意特点联系起来的。我认为，德里达在上海社科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时，宁可用“人的手势”等来替代中国书写（如果没有语音直接对应于作为意义的所指，书写符号本身可被视为恍兮惚兮的混成之物）作为反语音中心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例子，^[16]很可能是出于他对自己关于中文书写的理解没有把握而有意避开的。(www.xing528.com)

参考德里达与上海社科院同行的交流，会发现后者在解读德里达的重要概念如“踪迹”时（其实很难区分这个概念是动词“追溯”还是名词“踪迹”的意思，因为“踪迹”是在无意识中活动的，而在无意识中常常是无词性之分的），在一定程度上将德里达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加以海德格尔化了。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德里达得知他的中国同行熟知海德格尔，故而为了方便，从海德格尔导入他的介绍。但这也会给人以印象，仿佛对德里达来说，是有一个主体或准主体，如“本是”（dasein），在往时间上的过去追溯本真，以及往时间上的未来期待本真意义的来源。因而使人感觉，德里达似乎并未将自己的一个观点说清，这个观点即是语言符号本身意义的延异从来不是随一个主体或准主体自身产生的有方向性的日常时间解蔽（海德格尔前期）或敞开（海德格尔后期）自己，来动摇其所指的稳定性；“踪迹”离主体或准主体而与文本同在。王元化后来答记者问时以印度思想家龙树的法无自性的观念为例来理解德里达思想，^[17]其实较近似地诠释了德里达说的“踪迹”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