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东风-代序-论王元化

胡晓明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的百岁冥诞。时间过得真快，近年来我常常会想念先生家那明亮的客厅、温馨的书房。先生家客厅陈设十分简洁，一幅王遽常“萍洲燕语”的章草下面，坐着永远讨论问题而不知疲倦的先生。书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安静异常，内有丰富的藏书与最新的学术书。我留校以后，不时会接到先生电话，要我帮他查书，或者借书。几乎每个周六，我都会到他家里，帮他整理书籍，陪他散步。先生也常会问到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好书？先生的思维一直都特别活跃，关心的问题，大凡集中在近代思想与人物、中西文化与艺术的各自传统，也会谈及上海文化圈，先生往往口无遮拦。那时没有微信，但是，先生的客厅就是上海最活跃的一个思想型的朋友圈。先生读了谁谁最近的文章，发了什么意见，过不了多久，就会在上海的学术界流传开来了。他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历史哲学文学，都有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来来往往，拜访他的海内外学人，来自不同领域。置身这样的场合，特别感觉是一种思想的盛宴。在客厅里听过他讲清华园旧事，听过他唱京剧，他略显嘶哑的声音里头，流露着对遥远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又苍老又天真。我陪他去过杭州、台湾，当然，所有美丽的风景都只是一个背景的陪衬，人在风景里游，心却在思想的世界里行走。也见过先生发脾气；见过他谈到母亲的时候，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周末去先生家，经常饭后一起去散步，那时先生走得很远，高安路、衡山路，甚至远至淮海路，谈他最近的写作与思考，也谈往事。有一次聊得兴起，竟带着我去寻访熊十力先生在淮海路上的旧居，一边说着熊先生的故事，还上了楼去敲那个门，却早已换了人家。华屋山丘，屐迹安在？当时先生对他老师的那种感受，我今天也略能够体会一二了。

在王先生去世十周年纪念笔会上，我首先想到的是先生作为思想型学人的某种特别之处：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永远的不停止，永远的不现成，永远的独立思考，永远抱有怀疑、不确定性与复杂的思考风格。这种风格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现代学院派以学术为职业的风格。先生的友人林同奇有一封信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心路，外国学界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心路轨迹的某种折射，是一种生命形态，绝不同于‘职业思想家’的纯学术探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特色，固有其弊，但也有其利。今有人欲全弃之，完全走西方的专业化道路，我以为可能是一种损失，不仅会造成学术的枯干，而且会造成生命的萎缩。”^[1]另一友人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也说过：“在一个充满无数悲剧、政局动荡和人格缺失的社会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像孔子那样‘忧道’的人，他并不专注于个人理论光环的建立或者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学者。就像孔子的身体力行那样，他反思社会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在这点上，我们大多数人总是会不同程度地有着某种洞察力的缺失或个性上的弱点。与这样的人交谈，总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当这样的人走了之后，我们就会感到永不休止的遗憾，因为这样的机遇不再重来。这样一位学者就是王元化教授（1920—2008）。”^[2]

因而，2017年我设计先生的学馆时，特别将先生的思想方向与重要问题标列于墙。譬如：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如何可能？如何在一个科技与功利主导的时代，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充分伸展的理想？如何做到以西学为参照，不以西学为标准？在一个真正有生机的文化里，现代价值如何生根？20世纪的知识人，如何“述往事，思来者”？……最难忘的是，先生临终前不久，特意打电话叫我去他的病房，嘱托要把这一段话写在学馆的门口：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文化、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也缺乏能力；所以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时时会从喧嚣、纷扰的世俗中回返思想宁静的家园。所以，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他正是这样的人。他在最后的生命时刻，留下嘱咐，放弃抢救，不作无益的插管延续，正是为思想而生，也为思想而死。我们今天与他对话，首先是要从一种不停止、不安分、不现成、不枯干、不萎缩、不苟活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来理解他，跟着他的精神再往前走。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先生讲“小”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是“接着讲”。接着先生没有完成的课题，还有太多的路要走。譬如先生生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学术思想如何继承“五四”，而又走出“五四”的套套，活古化今，继往开新。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突破19世纪的知识体系强加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框框，如何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这一重大的时代选择。在十周年纪念的栏目里，我们选取了近30年来中国文论领域既具突破性，同时又具建设性，也最能体现先生走出“五四”套套的一个论域，即中国文体论，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吴承学教授——他的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走出“五四”的套套，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关于承学教授最近的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发生》如何创出一条新路，我有一篇长书评，刊于最近一期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此不赘言。另外一组笔谈，一篇是我参加2019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的“百年五四暨王元化先生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辞；其他两篇，即周兴陆教授与刘锋杰教授，分别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不同学科，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文道关系的思考，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建设性地展开了先生的后“五四”思考。周锡山教授的笔谈，从反对以西学坐标衡量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艺理论、骈体文、文言文的艺术水平、儒道与佛学对文艺理论的贡献以及金圣叹和王国维的评论等几个方面对先生的文艺理论作更进一步阐释。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关于如何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这是同一篇大文章，甚盼学界同仁不放弃不停止，不干枯不萎缩，发扬独立之思想，勇探学术之新境，真正将王元化先生的学思传统，接着讲下去。(www.xing528.com)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文字稍有改动）

【注释】

[1]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页。

[2]墨子刻：《王元化思想的重要性》，吴琦幸译，载《美中社会与文化》第12卷第1期，第6页，2010年。参见Thomas A.Metzger，Wang Yuan-hua，Feng You-lan，the Quest for Reasonable Political Criticism，and the Four Culturally Inherited Premises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