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歌舞的活化石：好德歌沁的演变

“好德歌沁”产生以来，它就盛行于以乌兰召村为中心的蒙古族村民中，是一种正月里替老百姓祈福消灾的民间仪式活动。但由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它逐渐有了一定的世俗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世俗性越来越凸显，具体表现在它的功利性、娱乐性、商品性和随意性等方面。

乌兰召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境内一个普通的蒙汉两族杂居村落，这里流传着一种有300多年历史的“好德歌沁”民间艺术活动。这一活动在内蒙古也仅见于该村，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表演的艺人一般由本村喜爱红火热闹、有表演天分的村民自愿担任。整个表演以歌舞、说唱为主，所有的歌曲都是用蒙古语演唱，而且舞蹈也充满了蒙古族舞蹈的豪放粗犷之美。

“好德歌沁”这种歌舞，最初产生主要是为了驱邪、求福、求吉祥。后来发展演变到一定历史时期，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汉族秧歌”的影响，有些特征、形态发生了改变，或者它本来就和“汉族秧歌”有相似的地方，于是人们误认为是秧歌。由于这个所谓的秧歌主要是由蒙古族村民用蒙古语演唱，这一点上与“汉族秧歌”有所不同，于是老百姓就称其为“蒙古秧歌”。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它的宗教信仰功能逐渐减弱，而它的娱乐功能相对突现出来。人们对它的称呼开始改变，从它的演出形态上称其为“好德歌沁”（蒙古语），翻译成汉语为“祝福”“吉祥”“求子”之意。也有人将它译为“丑角”（此称谓大概源于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某些滑稽动作），还有个别汉族文人，把它译成“呼图格沁”。但民间普遍承认的，还是“好德歌沁”这个名称，影响也比较广泛，可谓妇孺皆知。

从表面程序上看，“好德歌沁”表演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依然是包括五个程序，即请神、敬神、求子、驱邪祝福（娱人）、送神，角色依然全部由蒙古族男性组成、戴面具化装表演、载歌载舞，以演唱蒙古语歌曲为主，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着严格的禁忌了。

据老艺人李福山回忆：“以前，表演者要提前沐浴更衣后才能请神，要将做好的面具拿到庙里供奉，而且需要喇嘛诵经，到正月十三，戴上神灵附体的面具之后才能演出。

“如今这些程序虽在，但具体操作的过程、时间、地点等均有了改变，有了很多随意性。比如请神，因村里没有庙了（‘文革’期间被拆除），就改为在村民家中供奉；没有了喇嘛诵经，就改为在家中衣柜上摆放面具焚香拜祭；由于天气寒冷，表演者为了御寒，就提前把道具服装穿在身上了；也没有了沐浴更衣的过程。因表演结束时需要将面具烧掉，每次表演时的面具都是新做的，由于制作者个人技术和审美观的不同，会多少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面貌出入不大。”

新中国成立以前，乌兰召村都是蒙古族，没有汉族。村民以牧业生产为主，自然希望能够有神灵保佑自己家牛羊肥壮、牲畜成群了，所以对于孙悟空和猪八戒分别拿着金箍棒和钉耙，到主人家的马棚和猪圈四处指一指，到处捅一捅，消灾辟邪的仪式自然是很重视。现如今，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有的人家不喂养牲畜，自然这个环节就容易被忽视，以至被省略了。如今这个程序只剩下一个形式了，扮演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艺人被留在院子里以后，并没有接着表演，两个人坐在院子中闲聊，不知道主人家是不懂还是不在意，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

笔者问起了这个事情，李福山说：“这个程序是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的人家已经没有马棚和猪圈了，所以慢慢地也就给省略了，要是有的人家明白的，要求的话，我们也还是做的。”

据老艺人李福山介绍，在多年的流传中，“好德歌沁”一直被当地的群众视为一种十分严格而神圣的文艺活动。早在海力王府时期（建于1648年），多罗郡王每年都请好多的“好德歌沁”演出队来府上表演，并评定高低。一般百姓也要手捧香烛和哈达出迎，并用“羊五叉”和哈达供奉在释迦牟尼像前，把好马、牛、羊都挂上彩带，以示虔诚。人们又把它当作吉祥的使者，神的化身，并希望借助它的法力来驱走邪恶，带来幸福，人们对“好德歌沁”寄予无限的崇拜和希望，可见人们对它的信仰是比较虔诚的。

现在的“好德歌沁”表演，缺少了以往的那种“神秘性”和“神圣性”，更多表现为娱乐性戏剧内容。“好德歌沁”在现实的表演中，也表现着它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特征。

正统宗教的世俗化、功利性早已有之，它可以理解为部分宗教功能逐渐被非宗教性的社会功能所取代的过程，或宗教与社会影响此消彼长的总体趋势。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并不是主动与社会调适的结果，而是它本身所固有的“灵验本位”和“实用实惠”。民间信仰者期望的是“现世现报”和“有求必应”，他们并不是把民间信仰作为拯救灵魂和对人生本位的追求和把握，而是成为改善个体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工具。他们不讨论人与神的关系问题，而是着重于现世的人伦关系。

他们平时并不特别关心神灵，只是在遇到了困难或进行抉择时，才想到祈拜神灵的保佑。源于心理、生理或家庭的诸多方面原因，为寻求一定的个人利益满足而信仰神灵。他们的要求很世俗：求福消灾、招财进宝、延年益寿、求婚送子、祈求风调雨顺等等。费孝通先生在评价我国乡村民间信仰时说：“他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信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他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他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

我们从“好德歌沁”表演的祝词中，也可以看出它的功利色彩，祝词多以下列内容为主：

（1）全家平安，不生病，心情舒畅；

（2）外出的亲人和孩子一切顺利，孩子学业有成；

（3）迁居新家后，事事顺心；

（4）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牧业双丰收）；

（5）病中的亲人早日康复；

（6）父母健康（若生病则祈祷他们早日康复）；

（7）全村（苏木）村民平安幸福，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农牧业年年双丰收；

（8）心想事成（事业发展、生意兴隆）；

（9）孩子顺利通过考试，取得好成绩；

（10）远离水火灾害，远离偷盗祸害；

（11）祈者身患重病，如果气数未尽，保佑使之早日康复；

（12）如果祈者气数已尽，则使之尽早上路，免受病痛折磨，并让家人平安无事；

（13）一路顺风，人车平安；

（14）子女们成为有知识的人，将来找到好工作；(www.xing528.com)

（15）求子，子孙兴旺；

（16）子女健康成长；

（17）发家致富，长寿幸福；

（18）远离吵嘴和谗言；

（19）晚年幸福快乐，而且看到儿女们幸福快乐；

（20）外出的孩子平安健康，满载而归（主要对外出打工者）；

（21）驱除邪恶；

（22）孩子聪明伶俐；

（23）安度本命年；

（24）子女早日成家立业。

以上祷词，主要由白老头祷告给“神”的。这些祷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展示本村民众心态或价值观念的一个文化平台。从这里不仅可以了解乌兰召村人所传承下来的传统民俗观念，而且也可以了解当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困扰的切身问题和实际情况。因为人们正是在这些现实问题所形成的矛盾中，感到需要救助，所以才祈求神灵。

从内容上看，这些祷词充满了功利和实惠的祈求。可以看到，村民大多关心的是希望保佑自己以及家人的平安和幸福，并希望有求必应。村民向“神”祈求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或环境。很少发现有人堂而皇之地在祈求权势和功名。多数村民只求平安无事，应该说，这一愿望渗透于整个表演的动因当中，表达着村民价值观念中质朴的一面。

“好德歌沁”的有些功能是稳定的，是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有些则是后来增加的。比如，希望传宗接代而求子时，白老头的求子祷词为“愿生个男孩”！祈求五谷丰登、六畜繁育时，祷词为“让全家平安，永不生病，心情舒畅，五谷丰登（农牧业双丰收）”等，表达着很早以前就已经稳定下来的传统功能。而祈求“外出的亲人和孩子一切顺利、孩子学业有成、孩子顺利通过考试、取得好成绩、子女们成为有知识的人、将来找到工作、外出的孩子平安健康，满载而归（主要对外出打工者）、孩子的智力早日开发”等等，分明就是表达着后来增加的功能。而且这后来增加的祷词，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中依然有一部分为了求子而接“好德歌沁”的，这要占20%～30%。但有趣儿的是，有两家共同的特点都是由爷爷奶奶代替自己的儿子儿媳来求孙子的，没有了以往求子仪式的那种神圣色彩，反而增添了某些寓神圣于娱乐的味道，为歌舞的表演增添了内容和情趣。正如李福山所说的，“好德歌沁”变成农村的“热闹”了，这确实是事实。有不求子的人家，就是为了吉祥如意，增强春节喜庆气氛而接“好德歌沁”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几年乌兰召村“好德歌沁”歌舞表演中，已经有几户汉族人家也接了“好德歌沁”；有的由外乡嫁到乌兰召村的年轻的女主人，她们虽然对于“好德歌沁”一无所知，更听不懂“好德歌沁”歌曲中的吉祥话，她们接“好德歌沁”的目的就纯粹为了过年红火热闹，为了“入乡随俗”。这种现状表明，原本具有某种神秘宗教色彩的“好德歌沁”歌舞表演，正在向纯粹的娱乐化方向转变。

乌兰召村民李福山说：“‘好德歌沁’现在已经变成‘热闹’了，变成一种娱乐了。现在人们的观念都改变了，农村的年轻人对生男、生女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原来的活动时间是正月十三开始，现在早早就开始跳了。这要看村里‘请’的人多少而定，‘请’的人多，就得提前出场。大家现在已经把‘好德歌沁’当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跳的时间越长，挣的也就越多。这个营子汉族秧歌和‘好德歌沁’之间也有一种竞争呢，你办我也办，你蒙古族办，我汉族也办呢！”

举办和表演“好德歌沁”的程序和动机，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变化着，逐渐被商品化了。

笔者在为期十几天的考察和访谈中发现，表演和举办“好德歌沁”由过去无明确的经济目的，主要依靠官府和户主赏赐财物，已经演变到今天自发的有组织的商业演出。虽然也是随意给赐，但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市场价格，直接收取报酬。表演目的之一，就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演的时间，也由过去一般正月十三至十六的四天时间，现在可以随着百姓的需求多延长几天，目的是有更多的收入。收入的分配，原则上是平均，但无明确的规定，不过也能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规则。艺人演出都有劳务费，表演一场所得费用，没有统一的标准，主人随意给。尽管得到的经济收入并不高，但也不能没有。

表演完，烧面具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以前那么讲究了，以前有庙的时候，都是到庙前烧，现在就在村外空地上烧；按理儿应该在正月十六晚上七八点钟烧面具，现在有时候就不按这个规矩办了，如果再没有人“接”了，就在十六晚上烧；要是“接”的人多了跳不完，就晚几天烧也行，为了多一些收入可以推后。反正面具一定要烧掉的，否则就没有把“神”送走，人们的愿望就不能实现。

李福山说：“现在举办‘好德歌沁’的话，资金来源就是自个儿化缘呗！早那阵儿的大集体时候（指20世纪50—70年代），大队（村）有钱、有东西，给演员雇个马车，送到那儿（接‘好德歌沁’的地方）。户主给的赏钱，要如数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再根据收入的多少给表演者记工分，一般每天能挣10～15个工分，这比在生产队干活（8～10个工分）多挣很多呢。现在不同了，谁家请‘好德歌沁’，就谁家出钱。现在一家给一百、二百的，有的再多给两条烟，以及瓜子啊、糖了的。”

现在，“好德歌沁”表演也出现了商业运作迹象，并且有了自己的经纪人。表演的组织者，过去由会首或村委会主任担任，现在主要由经纪人出面联系“客户”。“好德歌沁”有的时候要到外村表演，需要去哪里表演，要靠经纪人的中介联系。这样就加强了“好德歌沁”与外界的沟通和往来，客观上也为保存“好德歌沁”这一民族民间艺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5年，乌兰召村“好德歌沁”演出，是从正月初七到正月十六，一共举办了十天，跳了二十七场，其中包括村委会一场（给300元拜年费）、乌兰召小学一场（给了100元），总共收入2600元左右。一共有二十五户村民家中接了“好德歌沁”，其中乌兰召本村的有十九家，其他村的有六家。

“好德歌沁”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形成历史上，不仅与村落（社区）的命运相连，而且与蒙古族传统呼吸相通。在现代社会，又呈现出明显的变迁趋势。“好德歌沁”表演活动的过程、形式以及活动目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说，现在的“好德歌沁”表演，神圣意识在不断弱化，而世俗的观念正在逐步强化。

第一，活动的程序化。“好德歌沁”的演出程序分为路上、院内、室内、辞行和送神五个部分。同时，根据不同的人物身份有不同的服装、道具。在演出时以寺庙中的经鼓和铙钹伴奏，表演是从庙上开始的，在“咚咚锵、咚咚锵”的鼓钹声中，孙悟空、猪八戒在前面跳跃开路，其余的人横排在后。表演以白老头为主，所以白老头居中，大家边走边演唱吉祥福禄的、歌颂家乡风物的歌曲，共十八首，后来又加六首地方民歌。曲调优美、简练、细腻，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而且有很多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动作，比如进屋、上炕、抽烟等表演，表现出久居仙界、不谙凡事的风趣，又增加了活跃欢快的内容。现在活动程序已经不是严格的程序化了，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第二，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据老艺人们回忆，“好德歌沁”的活动形式一般有踩街、跳“盘肠舞”、坐唱、求子、辞行、跳火、演唱歌曲、说唱历史故事等。现在它的表现形式基本相同，表演形式多种多样。不过，笔者在了解中发现，表演形式有些可以省略，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去发挥，有了一定的随意性。主要队员（白老头）能演唱十几首歌曲，其他队员不能独唱。以前的白老头，会讲很多历史故事，现在有的已经不会说唱那么多历史故事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户主迎接“好德歌沁”表演的形式也有了变化，过去是王府用高头大马，手捧羊叉骨，绕府三圈的礼节专门迎接，牧民用奶酒、奶茶、香火、哈达迎接。现在没有这些程序了，就像迎接“汉族秧歌”那样，用鞭炮来迎接和欢送。

第三，活动目的的多元化。在考察中笔者发现，以前“好德歌沁”除了驱鬼逐疫，免灾去难之外，还有请神、娱神、谢神的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有娱乐助兴，同时为百姓祈福服务。现在除了娱乐助兴和保存民族传统习俗外，表演者主要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为主。

概言之，“好德歌沁”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从它固有的神圣性向随意性、功利性、娱乐性和商品性等世俗性转变。其内在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经济利益的驱动是根本原因。从根本上说，人的各种行为都要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总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因此说，“好德歌沁”歌舞既是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的，又是社会的、世俗的、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