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德歌沁：民族歌舞的文化底蕴与地位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乌兰召附近的村民，始终存在着对“好德歌沁”的民间信仰。尽管如今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信仰群体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好德歌沁”的民间信仰观念，还始终深深地影响着一些民众，制约着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乌兰召的村民对“好德歌沁”的信仰，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深深根植于蒙古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在村民信仰“好德歌沁”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外乎三个因素：传说、表演、禁忌。正是通过传说塑神、表演渲染、各种禁忌烘托，人们才对“好德歌沁”产生一种信任感、神秘感、依赖感、崇敬感。“好德歌沁”通过口头语言信仰层面（传说）、行为舞蹈层面（演出）、心理感受层面（尊崇、畏惧），给村民充分接受与表现的空间，形成了象征文化体系，真正在村民心中沉淀下来，由此获得了在民间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生命力。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那些指引人向上和向善的东西，信仰是那些能让人战胜社会阴暗面或人性缺点的东西，信仰是让人的生命找到意义和归属感的东西，信仰是让人勇敢站立、笑对人生的东西。

信仰，亦指对某种思想或宗教及对某人某物的信奉敬仰。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是天地信仰与祖先信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地与祖先是人类及万物之根本。天地信仰与祖先信仰的产生，是源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

信仰的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天人合一信仰、上帝信仰、宗教信仰、科学信仰，等等。在蒙古族的居住地——乌兰召村，民间的宗教信仰一向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萨满教是早期蒙古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它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是亚洲草原大部分游牧民族都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的核心是“天父地母，万物有灵”。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明是“长生天”（蒙古语读作“腾格里”），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

在蒙元时期，随着蒙古族对外交往的广泛，各种宗教开始向蒙古社会渗透，像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等都不同程度地对蒙古族民众产生过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藏传佛教（喇嘛教）。

佛教曾在历史上对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繁衍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进入近现代之后，蒙古族社会内部否定佛教、排斥佛教的思想日渐加强，信仰佛教的社会文化氛围日渐淡化。目前，在蒙古族民众当中佛教信徒所占比例较小，佛教文化的一些成分主要是以民俗、艺术、医学、文学等形式得以传承。

佛教的传入，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文化的体系。佛教的哲学、历史学、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包括《甘珠尔》《丹珠尔》在内的大量佛教经典被译成蒙古文，蒙古族中也产生了一大批用蒙藏文进行创作的大德高僧，寺庙一度成为蒙古社会的文化中心。佛教促使蒙古族文化从内容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是深远的。

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心态，它的产生既是一种创造，又是一种适应，它由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又是对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资料的一种适应，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尝试和结果。人类在欲知和未知、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里，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缩小的幅度可能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这道鸿沟里，既生出希望，也生出恐惧，这就给信仰留出了地盘。

支配着“好德歌沁”表演者及其团队生存的精神动因就是信仰。这种精神作用，远远超出了物质层面和艺术爱好的范围。“好德歌沁”表演树立了神的权威，告诫族众姻亲、相邻社里，协调一致，承担义务，共同对付新一周期遇到的艰难困境，在增进成员凝聚力的集体活动中，令参与者获得群体的温暖。“好德歌沁”在岁时节日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音响布满村落，使表演成为可闻可见、可观可睹的实体，因而使每一个身在其间的人感受着节日的气氛，体验着演出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好德歌沁”的信仰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近些年接“好德歌沁”的人群可以看出：

第一，目前“好德歌沁”正在由传统的蒙古族信仰习俗，转变为其他民族村民也能够接受的表演活动，但它的信仰成分在逐渐减弱，而它的娱乐功能在增强。接请“好德歌沁”虽然仍以蒙古族村民为主，但已经出现汉族和其他民族承接的现象，说明蒙古族传统信仰习俗“好德歌沁”在“入乡随俗”的心理支配下，已经开始为乌兰召其他村民所接纳，也可以认为，这是“好德歌沁”背后蕴含的信仰正在逐渐注入娱乐成分的标志。

第二，目前接请“好德歌沁”的村民年龄多在40～70岁，大部分是“好德歌沁”坚定的信仰者，相信其灵验性。

第三，有些村民请“好德歌沁”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有的人相信“好德歌沁”灵验，可以保佑家人平安顺利；有的村民是因“入乡随俗”而请的。接请的目的基本都是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好德歌沁”上，期望自己能够实现心愿。有些村民目的是既定的，诸如求子、驱病、求升学等愿望；部分村民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期望自己的日子过得更红火、吉祥如意。

采访中，一位满族村民（兽医）如是说：“我们这是蒙汉族杂居的村子，还有一些回族、满族村民。‘好德歌沁’虽说是蒙古族的民间信仰，但我们居住在这个村子里，最好是‘入乡随俗’，对‘好德歌沁’应该给予尊重。我本人虽然听不懂蒙古语，但我相信他们唱的都是吉祥话，就跟汉族秧歌里的伞头给人拜年时候说的、唱的是一个意思，我就爱个热闹红火、爱听歌，尽管歌词完全听不懂，但我喜欢听曲调，也相信这个‘好德歌沁’能够给人带来好运。因此我就挺信仰它的，每次他们办时我都接。而且我本人体会到，信仰‘好德歌沁’确实对人们有好处，别的不说，就是当成一种娱乐活动也是好的啊！

“毕竟春节期间，农村的娱乐活动与城市比起来是很少的，‘好德歌沁’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歌声，还送来了吉祥，也带来了快乐、祥和的气氛，尽管其中求子内容带点迷信色彩，但也无伤大雅。

“‘好德歌沁’毕竟是一项能让人寄托希望，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健康活动。就说我们村里这些年，大家生活得很平静安宁，几乎没有打架斗殴、酗酒闹事的人，你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村民有这个‘好德歌沁’信仰的原因吗？

“乌兰召村民对‘好德歌沁’的信仰，是源于宗教，是教人行善的，也是能让人们寄托希望的。不是迷信地说它如何灵验，只是人活着就不能没有信仰，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尽管很多人不是蒙古族，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也应该把它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来。我认为‘好德歌沁’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个能给人送来吉祥，寄托希望的活动，对于平日乡村的生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由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部分村民已经不信仰“好德歌沁”了,尤其是中青年人居多。即使有些村民也接“好德歌沁”,除了少数仍然坚信“好德歌沁”能给人们带来平安、吉祥外，大部分人将其视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加以延续，或者出于“讨个吉祥”“图个红火”的心理，很多村民对“好德歌沁”已经不似以前那样虔诚崇拜了。

“好德歌沁”现在不是信仰不信仰的事儿，它已经变成乌兰召周围村民正月里的一种“热闹”了。但它唱的歌词内容还是很有深意的，也挺有意思的，属于自古传下来的东西，老人们都比较相信的。但它现在也不规范了，表演的内容也不全了，演的也不那么标准了，再加上电视的普及，所以有的年轻人认为不时髦了，就算想信仰，也没法信仰了。(www.xing528.com)

如今,乌兰召的年轻人要么在旗里念书，要么在外地打工挣钱，整个村庄形成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常住人口，随着老艺人的相继离去，“好德歌沁”传承上也将面临危机。好多人对“好德歌沁”已经不感兴趣，热衷于看电视、看手机、唱流行歌曲。乌兰召的年轻人中，会讲蒙古语的很少，会唱“好德歌沁”的人少之又少。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市场经济、现代文化的冲击，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挑战，甚至有的地区民族文化在逐渐消失，信仰观念也随之逐渐淡化。因此，势必影响“好德歌沁”的信仰。

但是，“好德歌沁”信仰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深层原因是：

其一，“好德歌沁”信仰渗透到民族文化各个层面上，对历史悠久的蒙古族而言，更是如此。今天，它仍然发挥着保存、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其二，由于长期的历史影响，“好德歌沁”信仰已成为蒙古族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

其三，由于“好德歌沁”在民族文化中的深层沉淀，自然也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观、生存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二者甚至重合。基于上述原因，“好德歌沁”信仰将长期存在。

乌兰召村民对“好德歌沁”的信仰，还突出地体现在对白老头（白神仙）的信仰与崇拜上。对白老头信仰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既有赖于人们对生物体的认知，又受到远古宗教文化的影响；既受到生活、生产环境的左右，又渗透着世俗的观念，其中世俗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白老头信仰的形成。蒙古族历来就有崇尚白色的习俗，在人们的观念里，奶制品、雪山、毡房、天鹅等，这些白色的东西，都是神圣的，都有神灵，因此被人们所崇尚。白老头全身都是白色的——白头发、白胡须，身穿白羊皮袄，脚蹬白靴，又从雪山上下来，自然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神灵”的化身和代表，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

村民认为白老头是丰收之神，他可以战胜一切凌辱和危险，他又像蒙古族人心目中的水神和土地神。人们心目中的白老头就是白神仙，他手持一根蟠龙杖（类似萨满教魔杖），与人们心目中的土地神、水神非常相似。村民出于崇拜和畏惧供奉“查干额布根”（指年迈的男性长者），表现了对祖先的崇拜。

村民对“好德歌沁”的信仰，还表现在对火的崇拜上。蒙古族的牧民、猎民十分崇拜火，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笃信具有自然属性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认为火是天地分开时产生的，于是对“火神”倍加崇敬。蒙古族有祭火的习俗，祭火分年祭、月祭。年祭在阴历腊月二十三举行，在长者的主持下将黄油、白酒、牛羊肉等祭品投入火堆里，感谢火神爷的庇佑，祈祷来年人畜两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月祭常在每月初一、初二举行。此外，还有很多有关火的禁忌，反映出蒙古人对火的崇敬，如不能向火中泼水，不能用刀、棍在火中乱捣，不能向火中吐痰等。“好德歌沁”表演最后一个程序，“祭火”“烧面具”和“送神”的场景，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对火的信仰和崇拜。

乌兰召村民认为，他们之所以接“好德歌沁”，主要相信它是灵验的，是神的象征，是平安吉祥的象征，它比较符合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强化民族感情，还能够增强节日欢乐气氛。

村民高九成，拿出十多年前全家福照片对我们说：“照片上这个小男孩，是我的孙子。是我大儿子结婚的第二年，我家接‘好德歌沁’‘求子’得来的，这是‘神仙’送给我家的宝贝。‘好德歌沁’不但给我送来了孙子，还保佑我家这些年都平平安安。我准备今年再请一次‘好德歌沁’。照片上的小男孩，看上去活泼可爱、聪明伶俐。”

蒙古族村民徐子义说：“我家接‘好德歌沁’是因为妻子常年闹病，不能干重活，家里生活一直不理想。我挺信‘好德歌沁’的，对它有一种好感，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气，帮我改变一下目前生活状况。请了‘好德歌沁’心里就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放心的感觉。”

由此看出，很多人对“好德歌沁”的信仰，属于某种形式上的宗教信仰，其功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灵寄托。对“好德歌沁”的信仰，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以神性力量替代自身的微小力量，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的现实需求。

“好德歌沁”从产生那天开始，就在平民百姓和统治者中发挥着它的功能和作用。作为统治者的王爷，无论如何自命不凡，也同样有七情六欲，有心理上的恐惧和焦虑，对自身的命运有一种不踏实感。因此，也在精神上祈盼“好德歌沁”等神灵的庇护。传说“好德歌沁”因海力王府建立，才从萨力巴传到乌兰召（海力王府所在地），可见王爷对它的重视。

广大牧民是“好德歌沁”信仰的最广泛基础，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年代，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乃至家破人亡的境地。在贫穷和无助之中，只能以神灵信仰作为心理的寄托。因此，人们在祈盼善神出现的急切心情下，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神灵。“好德歌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民间崇拜和信仰的对象，成为广大民众的保护神。尤其是在遭遇自然灾害、病痛折磨、遭遇欺负时，“好德歌沁”神灵始终是他们心灵的寄托和解脱苦难的希望所在。

老艺人李福山介绍说：“我在踩街时唱的《耨玛哈林恩叨》，其歌词大意就是驱除邪恶，压制恶魔，避免不吉祥和不顺利。进院子时唱的《塔热力根歌》，也是一首镇压妖魔鬼怪的歌，唱完这支歌，把妖怪赶走了以后才跳‘盘肠舞’。”

“好德歌沁”之所以产生并流传至今，就是人们相信它具有祈福消灾功能。在多年的流传中，“好德歌沁”一直被当地群众视为十分庄严而又神圣的活动。人们把它当作吉祥的使者，神的化身，并希望借助它的法力驱走邪恶，带来幸福。

“好德歌沁”在乌兰召村民心目中，既作为信仰象征而存在，也作为一种娱乐审美而存在。对60岁以上的蒙古族村民来说，以信仰象征为主，这部分人是精通蒙古语的，也是“好德歌沁”忠实信仰者。

笔者了解到，目前由于表演“好德歌沁”的艺人蒙古语水平有限，演唱的仪式和歌曲数量及质量都打了折扣。所以，“好德歌沁”无论是对于能够听懂的村民，还是听不懂的村民来说，其传统的信仰意义都在减弱。现在“好德歌沁”在大多数的村民心中仅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而存在，人们也许并不在意它唱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以往作为表演主体的歌曲和舞蹈，在这里都渐渐变成一种仪式符号，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歌声本身是否悦耳动听，舞蹈动作是否优美，人们在乎的是它隐含的吉祥象征。

随着村里精通蒙古语的蒙古族村民数量的不断减少，有些人已经不怎么在意和体味“好德歌沁”歌曲唱词里蕴含的吉祥祝福的深意，更多地关注它的娱乐效果。它的原有信仰功能，因年轻一代听不懂蒙古语而失去意义，使“好德歌沁”原有的信仰象征功能在逐渐减弱，人们渐渐把它当成一种与汉族大秧歌一样的农村正月里的一个热闹，因而突出了它的娱乐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