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远人：郭齐勇探讨儒家哲学史

讨论近六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的发展，重点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但是，前三十年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后三十年所以能深入讨论，真正有了学术性，原因很多，有一部分问题意识是缘自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诸多问题的反思。

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常常是相互交叉，虽然梁启超、蔡尚思以及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已进特别关注行过专门的讨论，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基于此，以“中国哲学思想史”作为讨论的主题，似更能全面地反映近六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受现代解释学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者在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自主性的同时，也强调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及其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紧密关联，因而主张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相关研究。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始于王国维、梁启超，有受日本影响的谢无量等，本土主义的钟泰等，但以受英、美影响的胡适、冯友兰为代表，以30年代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为里程碑。冯友兰在抗战末期的《新原道》等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且更有发展，中国化了。从2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虽有汤用彤、张岱年等人的创制不容忽视，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却是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系列著作，颇有创造性，这成为1949年后前三十年本学科的主要依据或基础。简言之，1949年前主要有胡—冯、郭—侯两种范式，而前三十年主要流行的是郭—侯范式。

改革开放之前又可分两个小阶段，1949年至1966年是所谓十七年，为第一阶段。典型的事件有1957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等，明显反映出教条主义对中外哲学史研究的干扰、打压。60年代初期前后，有关孔子、庄子、王夫之哲学的讨论，是学术回暖的表现。1966年至1977年为第二阶段，“文革”期间评法批儒，进一步是非淆乱，极“左”的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文革”期间政治环境恶化，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学术研究政治化，缺乏最基本的客观独立性，哲学史、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政治思想史。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及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等，都是历史记忆中值得珍视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小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本学科研究进入复苏期。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张岱年、王明、冯契、任继愈、石峻等先生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及培养人才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潘富恩、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楼宇烈、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刘文英、蒙培元、陈俊民、崔大华先生等在各自领域中各有开拓与建树，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高水平研究著作。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等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陈、杨等著述颇丰，不限于宋明理学。也有学者对思想史研究为哲学史研究所主导的状况开始感到不满，力图摆脱“大号哲学史”的中国思想史写作方式，受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开始转而强调所谓“一般的思想史”，论著方面无疑以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为代表。(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约为2001年至今，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学术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个案与精专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虎虎而有生气的“可畏”的第四代学者。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

另一方面，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三十年来，有关中国经典诠释学方面的讨论更加深入。在新近关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检讨中，我们提出中国哲学绝不是排他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中外哲学事实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或缺失：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第三，现实向度不够。第四，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第五，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第六，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七，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少数重要人物（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及其著作上扎堆的现象急需改变，有许多在历史的某时段、某地域颇有影响的人物、学术共同体、著述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整理与细致的研究。中哲史上有很多二三流的人物，其实也非常了不起，在某时某地很有影响，都亟待我们结合东亚史，地域文化思想史去开拓，首先要下工夫把第一二手资料整理、出版。

瞻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注释】

[1]原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9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