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子”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今天中、日、韩、朝、越等国家或地区）七八百年。“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对儒学精义的概括。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文化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经典如“四书”及《老子》《庄子》《六祖坛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大家知道，“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礼记》（小戴记）49篇中的第42篇，作者已无可考。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年）曾将单行本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学》《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学》《庸》《语》《孟》，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礼记》（小戴记）中的第31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无疑。班固《汉志》载有《中庸说》两篇，以后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中庸》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
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的外在地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于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
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他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一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练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再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www.xing528.com)
《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大贡献，甚至超过了清代汉学家的贡献，借用一句话，可以说是：“先立乎其大者”，即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把握了“四书”的精髓，也是先秦儒学的精髓，并在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的精义。朱子的注释，尤其是对《大学》的分章、补遗，颇为古今人所诟病。平心而论，从近年来学术界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朱子对《大学》的结构作了“经”与“传”的分别，恰好抓住了中国经典与古典诠释学的特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李学勤、庞朴、李零等专家在对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中，也运用了这一方法，确有成效。
儒学、“四书学”都越出了我国的疆域，是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书在元仁宗元祐时期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则越来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朱子本书不仅是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传统。“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十多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和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
总之，“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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