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入世：道不远人-道不远人：郭齐勇说儒

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蕴与品格，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宗教”的界说，尤涉及关于宗教的价值评价。

如按照西方基督教某些教派的定义，佛教亦不能算作宗教。而一些佛教学者也自认为佛教不是宗教，因为它没有神的崇拜，释迦牟尼是人。欧阳竟无说佛教是无神论，既非哲学又非宗教，是别一种特质的智慧。

20世纪20年代以降，我国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并使之变成20世纪中国的强势意识形态。这就包括了对宗教的贬斥，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乃至以平面化的科学、民主的尺度去衡量前现代文明中无比丰富的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等。在“科学”变成了不能怀疑的形上学的语境中（今天我们常常说“建立科学的哲学史学”亦其余绪），即使是对儒学敢于有所肯定的学者，也只能说它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或者说它本身含有“科学”因素。

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镇牟宗三、唐君毅才开始从强势的、排斥性的启蒙心态中摆脱出来，真正体认到西方思想资源中有深层意蕴、深厚价值的是宗教。因此，与第一代熊等贬低宗教、划清儒学与宗教的界限等作法不同，亦与胡适、冯友兰等发掘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逻辑学的传统不同，唐、牟等人着力阐发儒学有不同于世俗伦理实践的宗教意蕴，力图发掘儒家道德背后的超越理据。

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等，对西方宗教和西方文化的体认更为全面深刻，同时对儒学底蕴的阐释亦进一步深化。他们分疏了儒学关于人与自然之和谐的精彩绝伦之论和儒学关于神性与人性、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问题。天、地、人、神之关系得到了全面的阐述。杜、刘二人在世界范围内代表儒家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对话。刘比较认同孔汉思（HansKüng）的看法，杜则不然，杜只肯定到“宗教性”这一步。

与孔汉思合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的秦家懿教授当然不属当代新儒家，她指出，对超越境界的认识在儒学传统起始时便已存在，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中，天道仍居首位，人要努力在人道中体现天道。随着祭天礼仪的终止和公众祭祖活动日渐衰微，儒学在宗教礼仪方面作用不大，但在其内涵深处，仍具有浓厚的宗教性，特别从宋明儒对成圣和超越自我的精神修养的方面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对当代新儒家持尖锐批评态度的已故佛学研究专家傅伟勋非常肯定儒学的宗教意蕴。他认为，有别于西方单一神论的“启示宗教”，中国儒道两家都是“哲学的宗教”或“智慧的宗教”，哲学与宗教融成一片。

我认为，要弄清楚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首先要弄清楚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区别。前者是涵融性的，后者是排斥性的。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文精神可以代替宗教的功能，并且不与宗教敌对。中国人最高的信仰是天地人神的合一。它没有此岸与彼岸两个世界的划分，而认为此世界中是物而神、神而物的，人与万物都有性，此性禀赋自天，则天即在人与万物之中。钱穆先生96高龄的最终彻悟仍是“天人合一”。他不认为这是老生常谈，而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可能的最大贡献。

传统儒学对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安立的作用是大家熟知的。儒者的生命与理想、信念融成一体。其人文理想和价值世界与敬天、法祖，上帝、皇天崇拜，对天与天命、天道的敬畏、信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道德、伦理及儒者生活中间有深刻的终极根据，有超越的形上的关怀。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民于水火”“即世间即出世”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仰上的终极承担，与宗教徒无异。但儒者又生活在伦常之中，不离日用常行，在凡庸中体验生命，体悟天道，达到高明之境。总之，儒学就是儒学，儒家就是儒家。它是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的品格。你可以说它是“人文教”，此“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它虽有终极关怀，但又是世俗伦理。它毕竟不是宗教，也无需宗教化。正如前述，我们不必偏执于“科学”或“知性”的傲慢，也不必偏执于“宗教”的傲慢。了解其具有宗教性意蕴，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儒学的认识，但它不能归结为宗教。

【注释】

[1]原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