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远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社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干性问题，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讨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自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三代文化大传统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考据之学，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等各方面沿着先秦儒家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和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成为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人士的参与。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近代以来，我国与东亚诸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思想传统。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恰恰是积极入世进取，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俄苏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结合。新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儒家社会的建构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有丰富的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构，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的思想以及天人合德、中庸之道、动态平衡、具体理性等中国智慧有着内在的关联。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两美，离则两伤。(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伟大目标。在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的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繁荣、社会空间的拓展，尤其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儒家文化资源大有用武之地。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得到科学地、全面地、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荣辱观的建构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构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诸关系的讨论非常丰富；很多历史经验、文明制度、治世方略、人性修养的道理需要我们用当代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分析与总结，以供今人借鉴。

随着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大社会”的进一步形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作用空间及对当代社会的良性影响也会愈加显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体性的国民价值系统的建构等向度上，儒家的积极作用会更大一些。

当下信用品性的危机，表明当代中国的国民缺少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信仰系统和价值体系，缺少了伦理共识、文化认同、终极关怀，缺少了敬畏之心与定盘针。这也拷问着我们教条式的政治与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要凝聚人心，解决中国问题，少不了儒家文化的调剂。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正确地理解儒学。目前民间对蒙学读物与《四书》的一定程度的需要是一个契机。《四书》的基本内涵是忠孝、仁爱、诚信、道义、礼敬等价值，是启发式的，是反求诸己的，是德性论的。我认为，应当自觉地更多地让《四书》内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当然要渗透进现代意识，予以创造性的转化。这对青少年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世道人心的整饬与提升都有积极意义。我们要把中华人文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批判当下社会生活的负面，反思现代性，面对实际问题，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本文节录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