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意义

儒学在东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在殊异的时空环境与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诸多流派、思潮，有着丰富多样的价值诉求。仅就中国、韩国、日本各国历代儒学大师而论，其强调的侧重面也各各不一，我们很难以偏概全。当然，儒学之为儒学，儒家价值系统之为儒家价值系统，固然有不同的特殊表现，然而也有其主旨和一贯之道。那么中韩日儒家大致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性伦理或中心范畴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从中国儒学谈起。从《四书》和《荀子》来看，从汉儒到宋明儒，其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等等。

儒学传入韩国甚早。韩国儒学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高丽末、朝鲜初，性理学家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全面推进儒学，使理学在朝野得到长足发展。李穑（号牧隐，1328—1396）以“忠、孝、中、和”四字概括儒家重要价值，认为“中”为体，“和”为用，“中”为大本，“和”为流行。忠、孝均“中”之理的实现。李氏朝鲜朝，朱子学大兴，性理学成为“国学”。李幌（号退溪，1501—1570）对儒家核心价值有全面的论述和创造的发展。他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爱，由仁爱统率仁义礼智、忠恕、孝悌等等。包括李幌、李珥（号栗谷，1536—1584）、曹植（号南冥，1501—1572）在内的李朝儒学大师都重视“敬义夹持”，强调敬体义用，敬内义外。栗谷极为重视“诚”，以“诚”为心之本体，主宰人心，变化气质。栗谷思想强调以诚实之心论实事、实功、实效，切近社会政治和民生问题，开启了“实学”思潮。朝鲜中后期的经世实学思想，对朝鲜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实学思想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主张性理之学应为践形之学，一方面以“天”“上帝”代替理学的“理”与“太极”，强调儒学的宗教性，另一方面把“仁”解释为“为”，即通过行为而实现价值目标，使儒学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综上所述，韩国儒学主流学派对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是相当尊重的。他们对此有全面的领会、发挥并身体力行，尤其对“仁”、“孝”、“敬”、“诚”等德目有所偏重。韩国儒学思想家在对中心观念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适应时代变化，赋予新的涵义，其实学的发展具有现代性的萌芽。

儒学传入日本约在5世纪初。日本早期儒学的主要内容是“德治”的政治理念。日本于7世纪形成律令制，以隋、唐律令及汉、唐经学为主要范本。圣德太子于603年12月制定了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命名的《冠位十二阶》，次年4月又公布了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宪法十七条》。这里有了“忠于君”、“仁于民”、“以礼为本”、“背私向公”及“仁政”的内容。日本人以前并无“孝”的观念。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是奈良时代（710—784）的事。奈良、平安时代，“孝”道已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律令制时代国家儒学特别强调“父子之亲”（父子天合）和“君臣之义”（君臣义合）。忠孝、公私孰为先后的思想矛盾初步展露。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儒学大盛。朱子学兴起，门派甚多，而且逐渐官学化。此外还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等。日本朱子学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在讨论忠孝矛盾时说，“君有重于父母时，父母有重于君时”，进而把“公义”作为天下国家，而把“私恩”作为父子关系来加以理解，忠孝关系遂被约化为公私对立关系，并逐渐发展为“忠”绝对优于“孝”的观念。“忠”遂成为日本武士道的精髓。同时，林罗山也非常肯定“敬”，把“敬”解释为“主一”“不二”之意，即“此心不二”，专主一人，专注一事，强调身份、名分、职分、上下定分、君臣父子之分，建立武士阶级基于身份观念的阶位制的伦理纲常。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及伊藤东涯（1670—1736）父子则主张回到孔、孟，强调“仁”与“诚”这两个重要范畴。伊藤仁斋认为忠信和诚的意思相近，即“尽己心朴实实行去”。他们都反对雕凿伪饰，而主张带有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感情之升华。在江户时代后期，幕末志士接过古学派的“诚”来代替“敬”，要求外部社会与个体愿望相一致，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由“敬”至“诚”的变迁，表明了伦理观念随时代不断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敬”的观念，以及“自敬”“敬人”“敬事”“敬业”意识的提倡，而且与“忠”“信”“义”“耻”“知耻”等等道德观念相结合，使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了适应于自己社会与民族的素质，例如武士和国民的忠君敬上精神等，这自然增强了日本民族与政治的凝聚力和整合力。这些心理、精神因素都积淀下来，由此也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正负面的后果。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是东亚各儒学大师的精神追求和信念、信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伦理价值观各有偏重。(www.xing528.com)

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仁爱是人性之本然，中、韩、日诸前贤大儒均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即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亦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沟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面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或东亚社会的发展中，不仅作为普遍性的道德理念，而且作为企业、商业、职业、环境伦理，还将继续起着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等）整合起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在天道性命贯通的思想背景中，东亚价值潜含有宗教精神，即超越的理据；同时又是圣凡合一的。礼乐伦教在东亚传统民间社会、民心深处有极大的渗透力。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指导。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

【注释】

[1]原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