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阐述：科学至上与人文萎缩

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已经把西方科学由技、器的层面提升到道、理的层面，使之成为普遍的形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科学主义也是循此而来。“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非科学的，是排斥宗教、民俗、艺术、道德等等的价值的，其唯科学主义的流风余韵，至今仍起着负面的作用。

20世纪思想史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习焉不察”或“日用而不知”之事便是科学崇拜。“科学”“科学性”在本世纪中国思想辞典中，在我们下意识层里已成为神圣的权威、抽象的符号，一种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捍卫或挞伐某种东西的极其方便善巧的工具。作为常识或假说的某些西方科学，尽管在科学史上只具有有限性或相对的真理性，但传入中国后却被奉为圭臬，抽象成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建构成某种强势意识形态。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已不是科学知识、理论、假说、方法本身，不是对它们进行验证，而是把它们当作救亡图存或其他实用目的的直接依据，一旦打上“科学”的标记，任何人就不敢再斗胆怀疑它、批评它。一旦科学被人当作某种政治口号或绝对真理顶礼膜拜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变成高度的毋庸置疑和高度的自我封闭，变成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一种迷信，一种排他性。

本世纪思想史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另一个“习焉不察”或“日用而不知”之事则是毁谤传统，是传统人文价值被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的障碍或对立面，即所谓“封建主义遗毒”的等价物遭致彻底摧毁、批判、破除、打倒、唾弃。因此而造成人文精神的伤害和萎缩。世界上任何大的文化系统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逢中国文化这样全盘地革文化命的厄运。(www.xing528.com)

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严重性，乃在于整个地践踏了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内在精神。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玄学），就像一座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庙宇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他还说过，如果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情思、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种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时，同样也是很可怪的。可惜的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蔡元培曾希望造成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以文艺复兴自任，胡适晚年也认为五四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但五四时期的重心在引进西方价值，尚没有深入发掘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经子之学，尤其未对西学价值和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转化工作，因此很难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中西价值的接殖问题，现代化的科学、宇宙观念、社会观念、人生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之本土资源的发掘工作，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