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争：单线进化与新旧二分

“五四”健将们的思想方法论与他们的前驱，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维新派、革命派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单向直线进化论是他们批判传统的主要理论武器。不断进化是“五四”精英的思想预设。他们对世界的进化抱着理想主义，认定进化普适于一切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宗教到科学。在潜意识中，他们坚信世界必然进化到乌托邦的胜境，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教育、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不可以适生存于今世，不能不被淘汰。实际上文化与文化的进化是非常复杂的，各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都一样，而是多线多向的，且进化本身亦涵盖了反复与跳跃，离异与回归，不可能那么笔直。限于当时的境况，“五四”主流思想家大多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以落后/进步的二分法，将东西之分视为古今之变，消解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本土诸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激烈拒斥的立场，因而不可能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归诸于传统。

“五四”主流思想家为什么没有作出类似德国赫尔德那样的理性思考？这是因为：第一，内忧外患造成了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焦虑、恐慌、羞辱、愤怒，各种情绪充斥国中，而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急躁的心态，重情感甚于重理性，重态度甚于重思想，遂成为启蒙健将的一个偏失。第二，中国启蒙思想家把中西之分化约为古今之异，恰是以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和进化序列的阶段性为预设的。他们接受了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的具有目的性的发展，因而迷信普遍，忽视特殊，鄙薄过去，憧憬未来，对新的前景怀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态度。他们当时不可能考虑到工业化、西方化所带来的人类与族类的诸多新的问题与危机。进一步，他们骨子里的传统大同理想被法兰西或俄罗斯的社会乌托邦理想所置换。而西式乌托邦所强调的历史必然性，启蒙运动以来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社会进化论等，往往成为暴力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历史必然性体现为对自然法则的迷信，物竞天择，种族进化等等。乌托邦理论需要一种作为坏的、恶的存在的他者来见证自身理想的合法性。理想的社会就是好，好就在于好，传统的社会就是坏，坏就在于坏，这是一个对立的存在。这实际上潜伏着日后日甚一日的反传统、阶级斗争天天讲、大跃进、文革等等。(www.xing528.com)

仅以政治为例，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从孔子、孟子到黄宗羲等都有宝贵的民主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架构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分权、制衡、监察机制。中国近代没有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原因十分复杂，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挑战、相互批评、相互适应。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科技发展、物质文明、社会改革、制度建构和价值观念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层面，但仍需要筛选、扬弃。用好坏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来看待传统，把它看成罪恶之渊薮或可以被抛弃的包袱，是太简单化，太意气用事了。文明的进化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各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