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权力分配制衡：道不远人

与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相对应，儒家的天命说也是限制君权的一个民间舆论监督和心理震慑机制。周公鉴于小邦周灭亡大殷商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评价统治者政治行为善恶及其政绩优劣的标准，是人民的体会感受和生存状况，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在当政者失其天职时，根据人民的意志来转移到善德善政的统治集团。

孟子的汤武革命说，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震慑和政治劝诫。针对齐宣王对“汤放桀，武王伐纣”的“臣弑其君”行为的疑问，孟子强调“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针对齐宣王问卿，孟子区别了“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的“贵戚之卿”，以及“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异姓之卿”（《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诸侯诛杀无道的暴君，而不是弑君的行为，这样就赋予人民讨伐败德君王、推翻无道王朝的权利。这是对君权最严厉的威慑和制约。“易位”，同汤武革命，乃可使王“勃然变乎色”，其对诸侯君王的震慑力量可知，作为士的卿对君王权利的制衡作用可知。

在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有德无位，通过修《春秋》，以王道褒贬天下，实质上做了与“汤武革命”同样的王者功业。孟子把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平天下相提并列，奉为三圣。《春秋》也成了后世儒家在不同时代阐发政治哲学，批评现实政治，实施德政教化的一部重要经典，儒家借以检验统治者政治行为，监督、批评和建言，掌握了规范历代政治正当性的话语权。

汉儒董仲舒借阐释《春秋》中孔子的微言大义，提出天命说、灾祥说和三纲五常，来规范政权的正当性和身份的道德性，把自然灾变和人事怪异都与君王道德及政治优劣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时无处不在提醒君王和统治阶层修德任贤，施行德政，造福万民。(www.xing528.com)

中西政治文化的传统不同，胡秋原认为，乃定型于两汉与罗马帝国。中国所以为中国，汉儒对礼与法的解决，实有决定的影响。罗马族类复杂，阶级制度很严，其领土扩大很多，方法靠武力征服，目的则在于经济特权。罗马扩张逐渐形成军人干政乃至专政之局，而汉代文治政府的建立，在当时及尔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无人企及的典范，这是儒家的功劳！汉式政治是以皇帝意志为政、神意为政、民意为政三种政治的折中。儒家对礼乐的鼓吹，《周礼》的研究，虽未成功，然而却有以下贡献：遏止了秦式刑法政治；建立了汉代平民参政政治，相对的限制了皇权，亦即维护了民权；秦代以来杂祀并兴，汉初方士参加制礼，益使人神杂糅，自西汉之末至东汉大为整饬，使祭祀合理化；不断批评秦法，使刑法人道化；儒家伦理观念普及。秦政之后，儒家与政府不断地斗争与联合，代表平民利益的儒家的政治诉求不断被吸纳到国家制度法典之中。汉代以后的礼制保留了相当大的民间空间，为汉代及日后的开明专政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儒家在实际上减缓了传统社会专制统治者对百姓剥削的残酷性。而由儒家推动、建构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谏议制、封驳制、监察制、回避制以及一系列制度与整饬官德吏制的方法，至今仍有意义。

总之，儒家是通过天神崇拜、天命论与革命论、民间舆论的震慑，特别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来批评、监督、限制君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