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家的分配正义论：《道不远人：郭齐勇说儒》成果速览

儒家的义利之辨比较复杂，有不同维度的涵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儒家义利之辨不是对利（无论是公利还是私利）的否定，而是应当“见利思义”，即面对道义与利益冲突时应该考虑利益的正当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西方正义论所强调的“应得”的问题。实际上，儒家正视人的欲望，“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个体的合理私利。

首先，孔孟儒家首要重视百姓的私利，如生命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和参与政治权等。

看一个社会或一个思想家对生命权的重视如何，关键是看他们对社会大众、庶民、小人的生命如何看待。在这方面，孔孟儒家堪称人道主义的鼻祖。《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对照古希腊哲人把奴隶仅仅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孔子对人（包括养马的人）的生命的关怀就显得十分可贵。孔子反对以人陪葬的残暴制度，甚至反对以人形的土俑木俑来陪葬，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或许被聪明的现代人看作是天真迂腐的道德理想主义，但若我们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来看，即知孔子思想的伟大。继承孔子的人道主义，孟子主张行仁政。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反对滥杀无辜，指出“不嗜杀人者”方能得天下。孟子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儒家强调仁政、王道与暴政、霸道的分辨，关键是维护小民的生命与生存权。

生命权既得保障，方可谈论财产权。良好的政治必须保证老百姓的生存与利益。《诗·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孟儒家不仅不反对利，而且大谈民利，为民谋利。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这是儒家王道、仁政的基本内容。孔子认为，良好的政治是富民的政治，故其治政方略是在“庶”（社会安定因而人口增多）的基础上的“富”而后“教”。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治政者必须重视老百姓的事，尤其是吃饭、安葬、祭祀等生死之事，要宽厚待民，并提到“公”的原则。这里的“公”，无疑是价值义，即公正、公平，治政者只有行政公正，才能达到分配的公平，也才能使百姓满意。

孟子认为公家（政府）应该制民之产，使得一般小老百姓具有恒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为保障和实现百姓的生存利益和生活需要，孟子有许多制度方面的设计，涉及土地、山林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赋税、商业等诸多方面。关于土地制度，孟子主张土地分配应均平、公正，这是实行仁政的起点：“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只有正经界、均井地，民人的收入和作为官俸的田租才能各得其分，公平合理。关于山林、泽梁等公共资源，孟子反对公家独占，主张“公”而“共”之，倡导君主与民共利，与民同乐；同时强调以时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这与今人所讨论的“代际正义”（justice of generations）有共鸣之处。孟子还十分关注士农商贾等庶民的私利，并总结出一套赋税、商业制度：“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总之，公家应该为士农商贾等庶民谋其私利创造条件，公家也可适当征收赋税。

其次，孔孟儒家关注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私利，并有养老、救济、赈灾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

任何社会都难免有一些弱势群体，孔孟除批判产生弱势群体的制度等原因外，非常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孔子扶持贫弱，倡导“周急不继富”，教导做官的弟子以己之俸禄“以与尔邻里乡党”。孟子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更多，他针对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等弱势群体说：“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的养老方略，一方面，通过政府制民之产，使老有所养；另一方面，由政府倡导孝悌之义，使子弟愿意养老：“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www.xing528.com)

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礼记·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对于鳏寡孤独，政府提供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常饩”）；对于一些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政府提供一些适合他们各自身体状况的工作岗位，又以工匠的收入供养他们。又云“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即通过教化，形成风气，引导人民孝敬长上，帮助贫困者。据学者研究，《礼记·王制》正是孟子后学根据孟子思想制作而成。养老恤孤不仅是儒家理念，且已转化为历代的制度。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我们古代有发达的救荒制度，面临灾荒瘟疫，政府贷给百姓谷种与粮食，移民就谷，减轻租税与刑罚，免除征调徭役，开放关市山泽。儒官、儒士视民如伤，千方百计实施荒政。相比较而言，与孔孟同时代的西方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关怀。

再次，儒家肯定公家（国家）之利不可或缺，但必须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抨击权贵的贪欲，反对苛政和以公图私。

孔孟儒家虽然十分关心百姓利益，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公家之利。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孟儒家有别于无政府主义者。孟子主张十一而税，认为这比较符合王道；赋税不及此标准是为貉道，国家机器和公共活动将难以运转；赋税超过此标准是为桀道，人民就将不堪重负。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不合理。

但是，权贵阶层往往打着公家的旗号谋图私利，以满足其贪欲和奢欲。针对此种社会现实，孔孟儒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孔子说“苛政猛于虎”。鲁国的主政者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讽刺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孟子更是严厉批判社会的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权贵阶层的穷奢极欲必然是以搜刮民脂民膏为前提的，因此，孔孟儒家坚决反对横征暴敛。弟子参与权贵的敛财活动，孔子也给予严厉批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社会上层官员，以及准备做官的弟子，孔子则教导他们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鲁哀公嫌财用不足，欲加重赋税，孔子弟子有子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藏富于民的最早宣言。孟子也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儒家坚决反对法家鼓动君主为了一己之私和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不顾人民的死活，驱民耕战。

孔孟儒家一方面肯定“公家”之利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坚决反对君主以公图私，这足证孔孟实际上把君主与国家区分开来了。总体而言，在对待“公家”的态度上，儒家一方面反对杨朱的类似今人无政府主义的“无君”论；一方面反对农家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法家君国至上的理论与实践。儒家之所以批判杨朱，是因为他们退居私人领域而不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之所以批判农家，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之所以批判法家，是因为他们以国家机器和公共权力过分干预和压迫私人领域。这种中道是值得我们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