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的对话

以“仁爱”为核心价值的儒学精神，在今天与未来的世界上，在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仁爱”与基督教“博爱”的价值有很多可以沟通之处。

首先我们应理解儒家、儒学之核心价值观“仁爱”的背景、内涵、主旨与意义。孔子仁学的背景是对天的信仰与对天命的敬畏，有超越性、终极性与宗教性的要求。其内涵大约包括五点：以“爱人”为仁；以“克己复礼”为仁；“忠”与“恕”接近于仁；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是不同层次的道德范畴的最高原则。此即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性、自律性的原则，突显了道德生活的自我主宰，不听任他律与他力的驱使。

孔子要求官员与官府“修己安人”“博施济众”“使民以时”“动之以礼”，反对滥用权力，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而要以庄敬的态度尊重、呵护百姓。他讲五种美政，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不教而诛等虐、暴、贼、吝等四种恶政。应当承认，唐代韩愈的“博爱之谓仁”即来自孔子的“泛爱”，儒家“仁爱”的“爱”是普遍性的“爱”。但这一点却很难得到西方学者与国内一些学西学的人士的认同。因为孔子、儒家同时主张“爱亲”“孝悌”“爱有差等”，有人不理解，常误会“仁爱”之“爱”只囿于“爱亲”，只是特殊性的爱，不具有普遍性。

如何在当今话语体系中重新估量和认识孝道，显得尤为必要。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所以大家都特别提倡公德。有人批评儒家这种孝道是阻碍社会公德培养的一块绊脚石，是不是果真如此呢？我看未必。这些指责者进行相关批评的立足点，通常是根据一些经验型的不良事实而最终归罪于儒家，如裙带风、官场腐败等等。这种批判是从经验层面来谈论儒家的孝道，但是儒家所谓的孝道却并非单单就是一种经验层面的东西，其实它更多的是涉及到人的心性情感体验的，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它也是我们从小培养孩子爱心的一种切实、贴己的举措，当然是一种最基本的爱。儒家所谓的孝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性的情感体证。由此，我们是能够以这种爱为基点，然后推己及人。当然，这只是一种以人的内在生命体验为根据的大爱。至于儒家的爱亲，并不是无限度的，它是有一定的节制与尺度的。对于亲情，儒家还有仁义礼智信等德目来调控人的这种情感，尤其是礼的制衡作用。这是我们以平常心来探讨儒道和基道的第一点。

关于儒家之爱，人们争论的焦点通常是“爱有差等，还是爱无差等？”似乎“爱有差等”就不是“普爱”，而只有“爱无差等”才是“普爱”。这种理解是非常表面的、肤浅的。“兼爱”与“仁爱”、“差等之爱”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就有相当充分的讨论。儒家的“仁爱”与孝悌观并非绝对的对立。事实上，儒家的爱有差等，其主张是以爱亲人为爱的始端。这是儒家一本论的一贯使然，其实，在基督教那里，她也是一本论。儒家所谓的爱是这样一个理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仁爱”推广的过程是“差等之爱”，其目的是普遍的爱，推爱的过程很平易、平实，不会导致宗教的狂热、偏执，没有排他性，是一种实践性的美德、智慧。“差等之爱”恰好可以证成“仁爱”的普遍性。(www.xing528.com)

儒家与基督教在人性论上亦可以沟通。基督教那种关于上帝之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就暗含有人性善。这可以从基督教的原罪说那里推导出来。儒家所讲的人性善，是就其超越层面而言。在儒家那里，人性善是一条无可置疑的原则，它是人内在本质的自我规定。孟子反复论述人性善的要点也正在于其对人性超越层面的不懈追求。至于荀子的人性恶，只是从经验层面客观地描述了一些人性缺失的现象本真，这并不能驳倒人性善。儒家的性善论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尤其是在基督教和儒道的会通和对话中，更是如此。

儒家与基督教在和平的理念上也可以相通。国父孙中山曾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当代社会是一个冲突不绝于耳的社会。在《旧约》中有很多关于和平思想的论述。儒学对人的心性是有非常详备、深刻的论述，而这些理念又多是致力于培育人的仁爱之心。这非常有助于解决我们当代中国眼下所面对的一些社会乱象。因此，基督教和儒道在这方面也是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是值得我们去开掘并且发扬光大，为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做出一定意义的贡献。

【注释】

[1]本文节录自《略论儒家仁爱价值及其推爱方式的普遍性》，原载《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后有修改，今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