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隐孝仁爱有差等：再探古代儒家思想

我们如何理解孔子的“直”，如何理解“隐”呢？孔子的“直”，其实是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主张做人要表里如一，不矫揉造作，不屈己奉人。我们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是人最为切近的一种感情。孔孟儒家立足于自然真情来讲孝道，当然，这种孝道到后来的传统社会发展为愚孝，有大的流弊，那是另外一回事。原始儒家的仁爱，是从对亲人的爱开始的，由此推扩开来。“亲亲相隐”，不是说要将儒家的仁爱封闭、局限于血缘亲情的方面，而是如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立足点。

台湾学者庄耀郎先生在《〈论语〉论直》一文中，针对《论语·子路》十八章指出：叶公的立足点显然是以“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的观点说“直”，也是从执法人的立场出发论“直”；孔子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是从当事人的立场说人情之“直”。表面上看，这两说处于对立，实则其中有一个理论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当“礼”这种以文化来调节社会的力量显得不足时，“法”以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因而法的可行性条件，必然追究到立法的根据，无外乎人情之实。这样说来，人情之实是立法之根源根据，法的公平性、无例外性，则是因应人情所作的外在化、规范化。当然，由于我们人在社会中，具有多面性，因此，在处理人情法理问题上，经常有矛盾性。但是，从整体上讲，绝不是法可以决定一切，作为法理背景的人情，可能具有更大的调节作用。

我们再来看“隐”和“犯”的问题。有关“隐”与“犯”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常识。《小戴礼记》的《檀弓》篇云：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也就是说，侍奉亲人要有隐无犯，对亲人的短处，不要声张，也不要直言相谏。服侍父母，要勤恳周到，父母过世，需服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侍奉君主则要有犯而无隐，君主的缺点和失误，要直谏无隐，但侍奉君主和侍奉父母一样，要勤恳忠诚，君主去世，虽在感情上不一定如父母去世那般悲痛，但需守丧三年，服饰、行为上也有规定。侍奉老师则需无犯无隐，老师逝世，虽不用如父母去世那样在服饰、行为上守丧三年，但需心丧三年，悲情是真诚的。可见，儒家主张普遍的与天道相接的人道仁义原则，同时也主张父母子女间、君臣间、师生间有着略相区别的伦理规范。

“隐”是什么呢？“犯”又是什么呢？“隐”是不是无原则地包庇、窝藏呢？请看古代精通儒学的注疏专家对上引《檀弓》一段文字的解释。郑玄说：“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也就是说，“隐”是不称扬父母的过失，“犯”是犯颜直谏。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怎么能说儒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正、公德？怎么能把今天贪污腐败的根子找到儒家价值上？对亲人的“隐”与“无犯”，只限于小事，不会无限到杀人越货的范围。所以，孔颖达说：“亲有寻常之过，故无犯；若有大恶，亦当犯颜。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可见亲情回护的分寸！

清人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也说：“几谏谓之隐，直谏谓之犯。父子主恩，犯则恐其责善而伤于恩，故有几谏而无犯颜。君臣主义，隐则恐其阿谀而伤于义，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师者道之所存，有教则率，有疑则问，无所谓隐，亦无所谓犯也。”父母子女间，在寻常事中不必犯颜。事事当面批评，求全责备，怒目相向或反唇相讥，伤害了源之于天的天下最亲的亲情。此即《论语·里仁》篇所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恐其责善而伤于恩”，源于《孟子·离娄上》：“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父子之间不应该你指责我，我指责你。这都是为了护持、培养亲情，有一个健康和睦的家庭。君臣之间则不然，距离感很强，事事都可以犯颜直谏，这里有一个维持正义、正气的问题，深恐在公共事务中徇情枉法，或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儒家最憎恶的阿谀逢迎之歪风邪气。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孟子赞同舜窃负而逃、封弟有庳的举动。什么是腐败？它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我们看《孟子·尽心上》里桃应的假设，皋陶既然为“士”，他的职责当然是维护法的公平性，而法的公平性是建立在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基础上。所以，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人，即便瞽瞍有天子之父的尊位，皋陶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而应绳之以法。这时，从另一方面讲，舜既是天子，也是人子，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呢？孟子给舜出的主意是：让舜从公权力的职分上离开，与父亲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孟子这样一个设计，一方面针对天子的尊位，另一方面针对亲子的情感，两者都不相伤，这与孔子讲人心之“直”是一致的。“直”是至情，是天性之常，是内在人心，是人性本有。《孟子·尽心》篇讲：“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所谓“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就是天伦之乐。孟子所谓“乐”，最终是基于人心的。孟子讲舜可以窃负而逃，也就是说，在被逼迫上绝路时，舜丢弃天下，选择父亲，根源正在于维护人性之本。(www.xing528.com)

“直”是内在于人心、普遍于人性的东西。正如庄耀郎先生前引文章中所说：这种普遍性和法的普遍性意义不同。内在于人心的普遍性称为具体的普遍性，此种普遍性的存在，可以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法律之普遍性则是适用对象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凡依人性而制定之法律，其适用之对象也可以无外，两者不必冲突。我们要考虑的是，孟子所构设的，是将对象推到最极端的情势下，让人去考量，人性最本源的东西在哪里？当然，孟子的答案是：亲子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作为基础，即使再订多少法律，这个社会都没有办法安定。

联系当今社会的贪污问题，孟子的设计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建议逃到法网之外。现在社会当然不同了，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科层社会了。孟子的时代、前现代社会，是存在法网之外的世界的，即贫瘠的偏远之地。当舜逃亡时，他已经没有人主之职，无所谓公权力，舜没有利用公权力帮助父亲逃避罪责，只是作为人子，背负父亲于法网之外，过野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说，舜的所作所为，与今天贪官腐吏坐飞机到欧美加澳的所作所为，不是一回事。

紧接着，我们谈谈“亲亲”和“爱有差等”的问题。“亲亲”不等于“亲亲互隐”，不等于“亲亲至上”，不等于“亲情唯一”。因为儒家不仅只有“亲亲”的原则，还有“尊尊”的原则。“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家庭内部成员，互相爱护团结，“尊尊”则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还要求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除“礼”之外，还有“义”的原则等与“仁”的原则相互补充、制约。这个“义”，不仅仅在礼治的框架下，有时又突破它的限制，涉及包括小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等，乃至关心孤寡，减小贫富悬殊等社会公正的问题，防止公权力滥用的问题，涉及道义、公平等，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道义、正义。儒家思想是一个系统，“亲亲”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绝不是其全部。

据《论语·学而》篇记载，有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离娄上》讲：“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万章上》也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有人认为这就是儒家把血缘亲情视为唯一、至高无上的铁证。其实朱子《集注》中引程颐的解释十分明确：“仁”即“性”即“本”，“孝弟”则为“用”，乃“仁之一事”，并非“本”，故“仁为孝弟之本”；至于有子所谓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中所谓的“为仁”即“行仁”，即“行仁自孝弟始”。所以说，“孝弟”是“行仁”之始，而非“孝弟”乃“仁”之始，亦非指“由孝弟可以至仁”。“孝弟”不能与“仁”打上等号。因此，对儒家伦理来说，本源根据是“仁”或“性”，而不是“孝弟”。《礼记·祭义》讲：“立爱自亲始。”结合起来，我们就容易理解“亲亲为大”的涵义了：仁爱是从爱亲开始的；对于亲亲之仁的体认，可促使人成长为“人”。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家庭中成长的，在浓浓亲情的氛围中成长的孩子，走上社会，心理上比较健康，在家中学习了与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姊妹相处，走上社会，容易与人相处。

我们经常说“忠臣孝子”。有人问：孝子一定是忠臣吗？“忠”与“孝”的张力何在呢？“亲亲”一定能“仁民”吗？“齐家”一定能“治国”吗？当然，这不是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我借用龚建平先生《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一文中的话来说：仅“亲亲”未必能“仁民”，单“齐家”未必能“治国”；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亲亲”的人格成长和发展，有利于“仁民”的人格成长和发展，“齐家”能力的增长，也可以促进治国能力的增长。其实，修齐治平，亲亲仁民爱物云云，是生命的体证与实践，不是形式逻辑的问题，更不是由逻辑可以推出的。理性与逻辑可以取代仁德吗？相信绝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亲亲”和“齐家”，不是“仁民”的充分且必要的前提，但并非否认它是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曾说，即使有再好的制度，最终也需要人来维护制度，执行制度。法律和制度再细致，也无法取代人。这话很有道理，从中可见，“人”是非常重要的。儒家的“亲亲”，强调的正是“人本”。

再看“爱有差等”，这是否意味着儒家的“仁爱”本身是不具备普遍性的？当代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在《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一书中谈到，“仁”是个普遍的道理，这个道理必须是可以表现的。人的表现跟上帝的表现不一样，因为上帝没有时间性、空间性，上帝可以爱无差等，人怎么可以爱无差等呢？爱有差等，是人之常情。我爱我的父母，也爱你的父母，但程度不可能完全一样。这种爱的差别，与“仁者爱人”所说的爱的普遍性，不是一回事。儒家提倡“泛爱众”（孔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都是从爱亲人开始，由人的恻隐之心，推己及人，不断推扩开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生命内部出发，来慢慢体验仁爱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