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三段文本初释：道不远人

讲“亲亲相隐”，必然提到以下几个文本。第一个是《论语子路》篇第十八章：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他们乡党中有个“直”人，他告发自己的父亲攘羊。“攘”字，有的注疏家讲，是顺手牵羊的意思。有人解释“攘”为：夜幕降临，赶羊归圈栏时，人家的羊随自家的羊进了自家的圈栏，自家没有及时归还。“而子证之”的“证”，是“告发”的意思。孔子对叶公的回答是，在自己的乡党中，“直”者与此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就在这里面。什么是“隐”呢？下面还要展开讲“隐”，这里我们首先要理解，“隐”只是不宣扬亲人的过失。叶公和孔子对“直”的看法很不一样，那么，“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讲了不少“直”德，特别讲要正直、磊落，直德，正道直行，为政者要“正”，处事公道，要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等。那么我们要问：孔子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不是有违“公正”，甚至“违法”呢？孔子显然保护“私”领域，把亲情与家庭看得很重，非常害怕官府、“公家”或权力结构破坏亲情与“私”领域。如果从深度伦理学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直德亦有其根据。从人情上、从心理上看，一对父子相互告发，他们之间早就有了问题，是一对问题父子。孔子显然不愿意看到父子相互告发、相互残杀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宁可认同维系亲情，亦即维系正常伦理关系的合理化、秩序化的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每个人既是一个伦理的人（我是父母亲的儿子，又是儿子的父亲，是妻子的丈夫等），又是一个政治的人（有社会身份，受制于法）。那么，试问，何以调节“情”与“法”、“公”与“私”、“大公”和“小公”之间的关系呢？孔子在这里是不是主张“徇情枉法”呢？当时的“法”如何对待此类事呢？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思考。先且放下，以下再回过头来谈。

第二个文本，《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学生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任命皋陶当大法官，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皋陶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制止呢？舜授命于皋陶，让他执法。”舜没有以天子的地位赦免其父。这是引文的前一半内容，指尊重、遵守法的层面。后一半呢，桃应问：“那么，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孟子做了一个巧妙的回答：“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他很可能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沿海滨而住，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了掌握天下的权力。”“海滨”指当时的山东沿海一带，僻远而贫穷，去那里，跟流放的性质差不多。有人说，这不是像现在中国的一些贪官一样，跑到美国、加拿大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躲起来？这个比喻可不太合适，舜是代父受罪，自我流放，现在的贪污犯是戴罪潜逃，溜之大吉。(www.xing528.com)

《桃应》章把忠、孝两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不仅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外国人也讨论。萨特曾经讲到一个例子，一位失去长子的母亲，第二个儿子又想从军抗击法西斯，此时，在忠与孝的面前，就存在两难抉择。孟子为舜所假设，照应到两面：一方面，他肯定皋陶抓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他的所欲所乐不在于当天子，不在于掌握广土众民，因此宁肯自我放逐，也要与父亲在一起。尽管父亲曾经与继母、异母弟一起追杀过自己。有人认为，这是孟子主张“以权谋私”、破坏公法的铁证。我看也未必。权且把这一段也放下，以下再继续讨论。

第三个文本，《孟子万章上》第三章：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这里，也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孟子面对两种立场、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为什么流放亲弟弟呢？”第二种声音是：“为什么封赏有罪的弟弟呢？”学生万章向孟子请教：“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曾经图谋杀死舜，舜成为天子后，马上将他流放，为什么这样不讲亲情呢？”提出这一问，说明直至战国中期，人们对周初的分封制仍是认同的，如果兄长坐了天下，不加封反而流放其弟，其合法性会遭到社会的质疑。孟子因此辩解道：“哪里是流放他，那是分封他呀！”万章又代表第二种立场或声音，问：“舜流放共工、驩兜；诛杀三苗、鲧；这是惩罚不仁之徒，令天下人信服。象太不仁了，为什么舜不惩罚他，却把他分封到有庳国当国君呢？有庳之人何罪之有，却遭此不幸？难道圣人就是这样吗？对待他人，就可以处罚；对待自己的弟弟，不罚反而封之？”孟子回应第二种观点，道：“仁者对待亲兄弟，不会隐藏怒气，不会积累怨恨，只会亲之爱之。亲之，就要使他贵；爱之，就要使他富。舜分封象到有庳国，正是希望他富贵。如果舜身为天子，他的弟弟是匹夫，怎么能说是亲爱呢？”万章又巧妙地继续追问：“何谓放呢？为什么有人说是‘放’而不是‘封’呢？”孟子又回过头去说：“其实，象在有庳国也不能为所欲为，舜派了官吏监管他，帮他治理国家，并且收其贡税，所以有人说是变相的‘放’。象怎能有机会残暴地对待国民呢？另一方面呢，这样做，也能让象不时有机会去朝见舜，联络兄弟的感情。”这一段，先理解到此，以下还要再谈。

总的说，“桃应”章是很有深意的伦理两难的设计，其高超的智慧绝非直线式的批评者所能理解。实际上，孟子师徒假设的舜的应对方略，既维护了司法公正，又避免了公权力的滥用，而以自我放逐来保全忠孝、情法之两边。“封之有庳”的设想离不开周代分封制，分封象是一种政治智慧，即对象予以管束。古代的社会、政治、法律之思想或制度与核心家庭的伦理、社群的整合、家国天下秩序的建构，是基本协调的。当然不免有矛盾与紧张。分析、评论这些资料，只能放到彼时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价值系统的背景上，而且要善于发掘其中有深意的、超越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