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民间存留着很多善根,国学确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全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国学又相当地陌生、隔膜。
首先,我们看常识层面。今天我们很多大学生与研究生,不知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些常识,不知《四书》《老子》《庄子》为何物,更不要说中学生了。有一位博士生寄贺卡给导师,竟称之为“先师”。社会上更是如此。张艺谋是大文化人了,但他导演的《黄金甲》中,周润发饰演的帝王竟对医官说“你的内人”云云不通的话。我们有的大学教师常说“我的夫人”云云,不知“夫人”是尊称别人的太太的。有一专门纠正世人用语的杂志说“食色,性也”是孟子说的,有的大报竟然照样转载,其实这是《孟子》一书记载的告子的看法。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其次,我们看学术与技艺层面。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民间技艺,经史子集等的传承上,有相当大的断层。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学术结构与体制,使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前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包括我在内的目前在大学教中国文史哲的所谓教授们,如果人家顺手拿一册未经整理的旧籍古书让我们读,很可能有些字认不得,有些句子断不了,有些典故不知道,有些篇章读不下来。靠我们这些教授们曾经接受过的、半个世纪以来通行的、分科式的、只学概论通史、不读原著经典的教育方式,我们民族的将来,很可能没有能够读通古书的人。
第三,我们看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有的年轻父母当着孩子的面逃票、与老人抢座位、骂人,毫不避讳,有的甚至教唆孩子斗狠,打别人的孩子,所谓“免得吃亏”云云。我们本来是礼仪之邦,但2006年9月,我在美国亲眼看到一些用公费旅游的干部,在公共场所不守公德的丑态。由于爱喧哗,聚众打牌到半夜,有的美国旅店宾馆干脆把中国旅客与其他国家旅客隔开安排。还有一些大学生面对生活贫困、就业压力,或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等,经不起挫折、坎坷,极个别人自杀或出现精神疾病,并不都是心理上的病症,根本上还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责任感的问题,生活的信念与态度的问题。
第四,我们看国魂与族魂的层面。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必提出“同情的理解”或“了解之同情”,或没有类似的问题,而唯独我们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这一问题?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妖魔化、丑化自己的文明及其经典,没有把今人的责任推到祖宗头上去,也没有单一的直线的进化论、进步观,而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问题,国势的问题简约化为文化的问题,一股脑儿都要传统文化来负责,要孔孟来负责,又把文化问题简约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二分法,因此把传统与现代打成两橛。实际上孔仁孟义、礼乐文明不仅不构成中国人走上现代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与学风,乃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大敌,且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贻祸青年。(www.xing528.com)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提升,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全社会上对国学有了迫切的需求或一定的热度。例如,继武汉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也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等更多地转向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不少民间人士开拓更多的空间,创造条件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诵读一点经典,打一点童子功。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虽然遭到不少非议。国学随着国力的增强,到了发展的最好契机。
但是,当前国学是真热吗?国民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体制内的,从幼儿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而体制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侈谈“国学热”?所谓“国学热”并非真热,其实是假热,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已。有的只是敲敲边鼓,只是自发与偶然的现象。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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