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慰藉：改变困难观念的重要转变

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按照传统的看法，智慧的生活总是与努力减轻苦难、焦虑、绝望、愤怒、自轻和痛心相联系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大多数哲学家从来都是“卷心菜头脑”⁽¹⁾，而“命中注定，我是第一个像样的人”，他于1888年略带尴尬地承认这一点，“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将被宣布为圣灵”；他把这一天定在第三个千禧年的黎明到来之时：“让我们假设，到2000年左右，人们将获准读［我的著作］。”他认为只要他们读，就一定会喜欢：

我觉得手里拿一本我的书是任何人能赋予自己的最有价值的显赫形象。我甚至猜想他拿书时会脱鞋，更不用说靴子了。

之所以为显赫，因为在众多“卷心菜头脑”中唯有尼采遗世独立，意识到凡是谋求自我完成的人都应该欢迎各式各样的困难。

如果可能的话——这“如果可能”实在是疯狂透顶的想法——你们不是想消灭困难吗？而我们呢？看来我们实在是更愿加剧困难，而且使它达到空前艰巨的程度！

尼采虽然按礼数给朋友寄去良好的祝愿，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备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幸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作品成为

（人类）有史以来获得的最伟大的馈赠。

尽管这话是他自己说的。

不要被外表吓退。

通常第一次见面留下的……只是跃入眼帘的单一的特征，由此决定整个印象。于是，最和善、最讲理的人如果留着浓密的胡须，留下的印象只不过是大胡子的附属品——那就是军人型的，脾气暴躁而且有时爱动武，结果人家就把他当作这样的人来对待。

他并不是从一开头就这样推崇困难的。对他最初的观点产生影响的是他21岁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发现的几位哲学家。1865年秋，他在莱比锡的布卢门街一家旧书店中顺手拿起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作者已于5年前在300公里以西的法兰克福的寓所中去世：

我拿起一本完全陌生的（叔本华的）书，随便翻翻。不知道什么鬼精灵在耳边悄悄说：“把这本书拿回去。”反正我就这么办了，这是违反惯例的，因为我通常从不轻率地买书。回家之后，我就抱着新获的宝贝倒在沙发一角，任凭这位活力充沛而忧郁阴沉的天才在我身上起作用。每一行都迸发出放弃、否定和听天由命。

这位老人改变了年轻人的一生。叔本华阐明：哲学智慧的精髓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

审慎的人只争取摆脱痛苦而不争取欢乐。

对所有谋求心满意足的人来说，首先必须承认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麻烦和焦虑：

（我们的）目标不应当指向生活中的欢乐和愉悦，而是指向尽可能避免那无数恶事……一个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经历巨大的身心痛苦而度过一生。

他下一次给住在瑙姆堡的寡母和19岁的妹妹写信时，不像平时那样汇报他的饮食和研究的进展，而代之以他的放弃和听天由命的新哲学：

我们知道生活是由苦难构成的；我们越是努力去享受它，就越受它的奴役，所以应当摈弃种种生活物品而实行禁欲。

这话使他母亲感到奇怪，她回信说她不喜欢“这种表现方式和这种见解，更喜欢一封满纸新近况的名副其实的信”。接着她劝她的儿子将心托付给上帝，并且好好吃饭。

但是叔本华的影响并不稍减。尼采开始小心翼翼地生活。在他开列的题为“个人的妄想”清单中，性占据突出的地位。他在瑙姆堡服兵役时把一张叔本华的照片放在书桌上，每当遇到困难时就叫道：“叔本华，救救我！”他24岁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文献学的教授时进入了瓦格纳夫妇的小圈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这位法兰克福的悲观、审慎的智者的共同热爱。

这种迷恋延续了10年。尼采于1876年秋访问意大利，从此经历了思想的激变。他应一位艺术爱好者、富有的中年妇女玛尔维达·冯·迈森堡之邀与一群朋友在那不勒斯海湾边索伦托的一所别墅中住了几个月。“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欢快。他开心地放声大笑。”玛尔维达这样描述尼采对鲁宾纳奇别墅的第一反应。那别墅位于索伦托边缘的一条林阴道上，从起居室眺望，海湾、伊斯基亚岛和维苏威山尽收眼底。屋前小花园内种着无花果、橘树和杉树，还有葡萄架通向海边。

别墅里的客人尽日游泳，游览庞贝、维苏威、卡普里，还有帕埃斯图姆的希腊神殿。吃的是清淡的橄榄油烹调的饭菜，晚间一起在起居室读书：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明讲稿、蒙田、拉罗什富科、沃未纳格、拉布吕耶尔、司汤达、歌德的叙事诗《科林斯的新娘》和他的剧本《私生女》、希罗多德、修希底德，还有柏拉图的《法律篇》。（不过也许是受蒙田坦承对柏拉图反感的影响，尼采对后者越来越厌烦：“柏拉图式的对话，那是一种自满而幼稚的辩证法，只有从来没有读过法国优秀作品的人才会感兴趣……柏拉图真是枯燥无味。”）

尼采在地中海游泳，吃着不是牛油而是橄榄油烹调的菜肴，呼吸着温暖的空气，读着蒙田和司汤达的作品，（“这些小事——膳食、地点、天气、娱乐、关于自私的辩论——比任何迄今为止被认为重要的事都重要得多，超过人们的一切想象。”）就在这期间他逐步改变了关于苦与乐的哲学，从而也改变了对困难的看法。1876年的10月底，他望着那不勒斯海湾日落，一种新的非叔本华的对生存的信念在心中油然升起。他觉得他从一出生就已老去，如今在最后一刻得救，使他感动落泪。

1876年底他在致瓦格纳的信中宣布了他的转变：“如果我告诉你一件逐渐形成而突然进入我的意识的想法，你会不会感到惊讶？那就是不同意叔本华的教导——几乎在所有的总体性观念上我都不站在他一边。”

观念之一就是：既然如愿以偿是幻想，智者就应该致力于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快乐，如叔本华劝导的那样，“悄然退居一室，与灾祸隔绝”。现在尼采深感这一劝导怯懦而不真实，几年后他贬之为倒行逆施，企图“像胆小的麋鹿一样躲藏在森林里”。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除了饮食和空气之外，促使尼采改变世界观的是他对历史上几位人物的反思，这几位人物的一生看来是真正地经历了自我完成，他们不愧为——用一个尼采词汇中最有争议的词来说——超人。

希特勒在魏玛接见伊丽莎白·尼采，1935年10月

这个词名声不好，而且含义荒谬，主要不能怪尼采，而是由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后来热衷于国家社会主义（尼采早在她与希特勒握手之前就称她为“那个心怀仇恨的反犹母鹅”），还由于尼采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诠释者的一项无意的决定，他们把一个卡通传奇中的英雄命名为超人。

但是尼采的超人与空中飞人和法西斯都没有关系。他给他母亲和妹妹的一封信中不经意的一句话更好地说明了这个词的含义：

说实在的，在活着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在意的。我喜欢的人都已在很久以前作古——比如加利亚尼⁽²⁾、亨利·贝尔⁽³⁾以及蒙田。

他还可以加上另一位他崇拜的英雄：歌德。这4个人是探索尼采成熟期心目中完美人生的最丰富的索引。

这几个人有许多共同点：富有好奇心、有艺术天才、对性爱精力旺盛。尽管有阴暗面，他们都开怀大笑，不少人还常跳舞；他们热爱“温暖的阳光、鲜活的空气、南方的菜园、海风的气息，还有肉、蛋、水果快餐”。其中有些人具有与尼采十分相近的绞刑架式的幽默——从悲观的内心世界发出的欢快而恶毒的笑声。他们发掘了自己的才能，他们具有尼采称作“生命”的东西，那意味着勇气、野心、尊严、人格的力量、幽默感和独立性（与之相平行的就是没有故作正经、人云亦云、怨天尤人和谨小慎微）。

蒙田（1533—1592）

加利亚尼（1728—1787）

歌德（1749—1832）

司汤达／亨利·贝尔（1783—1842）

这几个人都是入世的。蒙田曾连任两届波尔多市市长，并曾骑马周游欧洲。出生于那不勒斯的加利亚尼曾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并写过关于货币供应和粮食分配的著作（伏尔泰誉之为莫里哀的机智和柏拉图的智慧的结合）。歌德在魏玛宫廷中担任公职有10年之久；曾对改良农业、工业和济贫工作提出过建议；他还担负过外交使命，两次受到拿破仑接见。

他于1787年访问意大利时曾游览帕埃斯图姆的希腊神殿，爬过维苏威火山，逼近需要躲避碎石和泥浆的火山口。

尼采称他“了不起”，“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对……现实活动加以利用。他没有遁世，而是融入生活……他尽其所能担当大任……他要的是完整的总体；他为反对把理性、官感、感情和意志割裂开而奋斗。”

司汤达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七访庞贝的废墟，在凌晨5时的满月下欣赏加德桥（罗马众多的竞技场都没有令我这样深深地陷入遐想……）。

尼采的英雄们也都多次堕入情网。“整个世界的运动都导向两性交欢。”这是蒙田的体验。歌德74岁时到马林巴德度假，迷上了一位19岁的漂亮女孩乌尔丽克·冯·莱未措，先请她出去喝茶，然后在散步时向她求婚（遭到拒绝）。司汤达熟悉并十分喜爱《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和它的作者一样多情，他的日记详细叙述几十年来的情场猎艳。他在24岁时随拿破仑的军队驻扎在德国，同旅店主人的女儿上了床，并在日记中得意地说她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德国女人在一次高潮后筋疲力尽的。我用抚爱引发她的激情，她害怕极了”。

最后，这几个人都是艺术家（“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刺激。”尼采如是说），他们在完成《随笔集》、《想象自己是苏格拉底》⁽⁴⁾、《罗马挽歌》⁽⁵⁾和《论爱情》⁽⁶⁾时一定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

尼采的意思是说，这些要素都是任何人要达到自我完成自然必需的。此外，他还添加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不经历十分愁苦，是达不到这些要素的：

苦与乐如此紧密相连，谁想得到多少这一面，就必须尝到多少另一面……你可以任择其一：是尽量少要快乐，简而言之就是无痛苦呢……还是尽量多要不快，以此为代价，得到迄今很少人享受到的丰富的内在的乐趣？如果你决定选择前者，宁愿减轻人类痛苦的程度，那么你也必须降低人类享乐的能力。

人的计划最圆满的完成看来是与某种程度的磨难分不开的，我们最大乐趣的源泉是与我们最大的痛苦别扭地联系在一起的：

试看那些最优秀、最完善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请问有哪一棵大树长到这样骄人的高度没有经过风霜雨雪；请问，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何以故？因为没有人能够毫无经验而完成伟大的艺术作品，或是平步青云得到世俗的高位，或是初次尝试就成为情圣；在开始失败与后来的成功之间，在我们向往的功成名就之日和现在的间隔中必然充满痛苦、焦虑、妒忌和屈辱。我们受苦受难，因为我们不能自发地驾驭自我完成的要素。

尼采努力纠正这样一种观念：自我完成一定顺利到来，否则就根本实现不了。这种想法导致毁灭性的效果，因为它使我们过早地知难而退，而野蛮残暴本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事物的合理需求，如果我们对这种残暴有所准备的话，那些困难本来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可能想象蒙田的《随笔集》是完整地从他的头脑中跳出来的，于是把我们初次尝试写人生哲学时笔下艰涩看作自己天生无此才能。相反，我们应该好好看看这部杰作完成之前作者无比艰巨的推敲之功，看看那堆积如山的修改和补充稿。

《红与黑》、《昂利·勃吕拉传》和《论爱情》写来也不容易。司汤达的写作生涯是以一些拙劣的剧本大纲开始的。其中的一出故事围绕着一支流亡的军队在基伯龙登陆展开（人物包括威廉·皮特和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另一出是描写波拿巴掌权的过程，第三出——暂名《怕受管辖的人》——描写一个老人逐步滑向痴呆。司汤达在国家图书馆度过了许多周，从字典上抄录诸如“玩笑”、“可笑”和“滑稽”这类词的定义，但是还不足以改变他写剧本的笨拙手法。他的杰作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劳动才问世的。

如果说多数文学作品都不如《红与黑》精美的话，尼采认为多半不是因为作者缺乏天赋，而是由于他们对需要经历多少痛苦有错误的看法。以下是写小说需要经历的艰辛：

一名小说家必备要素的配方是很容易提供的，但是要付诸实施，就需要某些品质，而这正是人们惯常说“我天赋不够”时所忽视的。只须写上百部小说的大纲，每部不超过两页，但是必须十分清晰，没有任何浮言虚字；每天都要写一段佚事，直到学会如何以内涵最丰富、最动人的形式来表达；必须不懈地收集、刻画各种人物典型；最重要的是要向别人讲述，并听别人讲述，注意观察和倾听对在场者产生的效果；应该像风景画家或服装设计师那样旅行……最后，应该思考人的行为的动机，不放过任何对此有所启发的标志，日夜不懈地收集这些材料。以上多方面的努力应该持续十多年；然后，书斋里创作出来的才有资格面世。

这一哲学思想是奇特的混合体，一方面是对人的潜力的极端信任（成功的机会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的，一如写小说）；一方面是极端的残酷（写第一本小说之前须苦度十年愁惨的光阴）。

正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痛苦的合理性，尼采花了许多时间谈山。

读尼采的著作每隔几页就会碰上关于爬山的叙述：

《瞧，这个人》：凡知道如何呼吸我的作品的气息的人就会知道那是山顶的空气，是健身的空气。必须生就适合这种空气的体质，否则就有感冒之虞。身临寒冰，孤寂难耐，但是万物在光明笼罩下多么宁静！呼吸多么自由！内心感受多么丰富！哲学，我迄今所理解和体验的哲学，就是自愿生活在高山的寒冰之中。

《论道德谱系》：（为理解我的哲学）需要不同于我们时代的另一种精神……需要适应高处稀薄的空气、适应一切意义上的严冬跋涉、天寒地冻和高山峻岭。

《人性，太人性的》：攀登真理的高山，你们绝不会徒劳：或者今天更上一层楼，或者锻炼筋骨以便明天爬得更高。

《不合时宜的考察》：像哲学家一样尽量攀登纯净的冰峰，登上高山之巅，扫尽一切云雾和混沌，只听到万物真元之声，粗犷而严峻，但字字清晰可懂！

无论从实际还是精神的意义上说，他就是属于高山的。尼采于1869年4月成为瑞士公民，可以说是瑞士最著名的哲学家。即便如此，他还是时常陷于一种大多数瑞士人都熟悉的情绪。他入瑞士籍1年之后向他母亲诉苦道：“我身为瑞士人深感痛苦！”

他35岁辞去巴塞尔大学的职位，开始在地中海沿岸过冬（多半在热那亚或尼斯），在阿尔卑斯山度夏——在瑞士东南部恩加丁地区海拔1800公尺的一个小村庄锡尔斯—玛丽亚，离莫里茨山只有几公里，来自意大利的风与寒冷的北方阵风在这里碰撞，把天空扫得如海一般湛蓝。

尼采于1879年6月首次访问恩加丁，立即爱上了这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他告诉保罗·雷：“现在我可以呼吸到全欧洲最好的、最强壮的空气，它和我气质相同。”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这不是瑞士……而是与之极不相同的地方，至少更像南方——要到墨西哥的高原俯瞰太平洋才能找到相似处（例如瓦哈卡），当然那里的蔬菜是热带的。总之，我要把这锡尔斯—玛丽亚据为己有。”在给他的同窗好友卡尔·冯·格斯多夫的信中，他写道：“我感到只有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尼采在锡尔斯—玛丽亚租了一间可以眺望山景和松林的农舍，在那里度过了7个夏天。他的大部分主要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谱系》以及《偶像的黄昏》。他早晨5点起床，工作到中午，然后散步爬上环村的巍巍山峰：科尔瓦奇峰、拉格雷夫峰、马尼亚峰，这些奇峰峻岭野性未驯，像是最近才因地壳受到强大的地质压力而突起生成的。夜晚，他独自在室内吃一片火腿、鸡蛋和面包，早早就寝。（“一个人如果不是每天至少1/3的时间是怀着激情与人和书共度的，他怎么能成为思想家？”）

今天，这村庄当然有一家博物馆。游人花几法郎就可以参观哲学家的卧室，据导游书介绍：“房间完全按照尼采当年朴实无华的面貌装修布置。”

但是，若要理解为什么尼采认为他的哲学和这里的山如此相近，最好绕过这居室，而去光顾锡尔斯—玛丽亚许多体育用品商店之一，购买登山靴、帆布背包、水瓶、手套、帐篷和一把尖镐。

爬上一次尼采故居几公里外的科尔瓦奇峰，比任何博物馆都能更好地解释尼采哲学的精神，解释他为何如此维护困难，为何背弃叔本华的麋鹿般的胆小。

山脚有一大片停车场、一排再生垃圾桶和一间垃圾车棚，还有一家餐馆，供应油腻腻的香肠和烧烤。

但是山顶却与此相反，美妙无比。可以望见整个恩加丁：塞格尔、席尔瓦普拉纳和圣莫里茨的碧绿的湖泊；向南望去，在与意大利交界处是巨大的塞拉和罗塞格冰川。空气中有一种非凡的静谧，似乎可以触摸世界的屋脊。高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又令人感到莫名的狂喜，不由人无端想笑，乃至大笑，是那种发自肺腑的纯真的笑，是因今生能见如此之美而迸发出的原始的欢快之情。

不过，回到尼采关于山的哲学教义，要爬上海拔3451公尺洵非易事。至少需要5个小时，必须紧随陡峭的山径，在岩石和茂密的松林中探寻路途，因空气稀薄而气短，层层加衣以对付山风，在终年积雪的山坡匍匐而行。

尼采还提出过另一种登山的比喻。离他在锡尔斯—玛丽亚的小屋几步之遥有一条小道通向费克斯山谷，那是恩加丁最肥沃的地带。平缓的山坡得到充分的开垦。夏日里，成群的牛若有所思地啃着鲜亮碧绿的草，随着它们在一片片草场间移动，颈上的铃声叮当。

潺潺溪水流过田野，其声如泠泠清水注入玻璃杯中。除了一片片整修得完美无瑕的小型农场（每一片上都飘着国旗和乡旗）外，还有精心收拾的菜园，从那沃土里钻出来的花椰菜、甜菜、胡萝卜、莴苣如此茁壮，使人馋涎欲滴，恨不得像兔子那样趴下去咬它几口。

这地方能长出那样的莴苣是因为费克斯山谷是冰川形成的，这种冰层退去后的土壤的特点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沿着河谷再往远处走，离开整齐的农场艰苦跋涉好几个小时，就来到了冰川本身，赫然大块、气势逼人，像是一张大桌布等着人去把它的皱褶拉平。然而这些褶子大如房屋，而且都是由刀刃般锋利的冰块形成，有时它们在夏日阳光下调整一下姿势，便发出痛苦的呻吟。

站在这冷酷的冰川边，很难想象这庞然大物怎么能和沿山谷几公里外的蔬菜和肥草联系起来，冰川显然是绿原的对立面，竟担负起肥沃土地的责任，简直不可思议。

尼采经常带着一支铅笔和一本皮面笔记本在费克斯山谷散步（“只有散步时出现的思想才是有价值的”），以这种现象比喻人生的正负相倚，完美与困难相倚：

望着这些曾经是冰川覆盖的深沟空谷，我们很难设想有一天在同一地方可能出现草木葱茏、溪流灌溉的土地。人类历史也是一样：最野蛮的力量开辟了一条道路，主要是破坏性的；但是它的工作是必要的，为了以后更为优雅的文明能在此建造大厦。那些可怕的，被称作邪恶的能量却是人类的泥石建筑工和筑路工。

不过，单有吓人的困难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焦虑可能导致惊惶失措，也可能导致对缺失的准确分析。不公平感可能引出谋杀，也可能引出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妒忌可能引起怨恨，也可能激发起与对手竞争的决心，从而创作出杰作。

正如尼采最喜爱的蒙田在《随笔集》最后一章所述，生活的艺术在于善于利用逆境：

我们一定要学会忍受无法避免的苦难。一如世界的和声，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厉的、尖利的、平缓的、轻的和响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他必须掌握所有这些，然后糅合在一起。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把善与恶糅合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二者本是同一物。

约300年后，尼采重提同样的思想：

我们好比果实累累的田野，下面没有废弃不用的东西，君不见，任何情况下人和物都欢迎粪肥。

那么怎样才能果实累累呢？

拉斐尔于1483年生于乌尔比诺，孩提时就显示出对绘画极大的兴趣，于是父亲带他到佩鲁贾去给著名的彼得罗·佩鲁吉诺当学徒。他不久就独立作画，到20岁之前已经画过乌尔比诺宫廷的几位人物的肖像以及卡斯特洛小城里的教堂的祭坛画，从乌尔比诺骑马向佩鲁贾的方向穿山路而行，大约1天可到卡斯特洛。

但是拉斐尔——这位尼采最喜爱的画家——自知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看到过两个人的作品：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些作品向他表明，他还没有能力画出人物的动态，而且尽管他很擅长几何画，还是没有掌握线条透视。这种妒忌有可能发展成变态心理，但是拉斐尔把它变作了肥料。

1504年他21岁时离开乌尔比诺到佛罗伦萨去学习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他在市议会大厅中研究了他们的草图，在那里，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曾分别绘制关于安吉亚里战役和卡希纳战役的图。他吸取了他们两位的解剖图的手法，效法他们解剖和描画尸体的做法。他学习达·芬奇的《博士来拜》和《圣母子与圣安娜》的草图，并且仔细研究达·芬奇的一张不同寻常的画，这是他应一位贵族弗朗西斯科·德·焦孔多的要求为他的妻子画的肖像——一位带着神秘微笑的少妇。

拉斐尔努力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在去佛罗伦萨之前画的《少妇像》和几年以后画的《少妇像》。

蒙娜（丽莎）启发拉斐尔画出半身坐姿，其中手臂起了金字塔底座的作用，还教给拉斐尔如何运用头、肩和手的坐标反差，使身体丰满起来。而他在乌尔比诺画的那位少妇则紧裹在衣服里，目光呆滞，双手被画面生硬地切掉了。佛罗伦萨的那位少妇则是动态的，舒坦自在。

拉斐尔的才华并非天成，他之伟大是由于对自卑感做出了明智的反应，而不如他的人就会因自卑而绝望。

这一成功之路提供了尼采式的教训，说明正确理解痛苦之益处。

不要讲什么天赋，生而知之！可以列举出各式各样的伟人并没有多少天赋。他们的伟大是后天获得的，是通过一些人们不大愿意谈论的品质而成为我们所说的“天才”的：他们都是勤奋、认真的工匠，都是先把各部分做得合格了，才敢于从事整体的创作。他们不怕多花时间，因为他们从制作细小的次要部件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超过从辉煌的整体效果中得到的。

拉斐尔，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习作稿

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

用尼采的话来说，拉斐尔能够把自己道路上的困难“sublimieren”⁽⁷⁾、“vergeistigen”⁽⁸⁾、“aufheben”⁽⁹⁾，臻于成果斐然。

哲学家对园艺有很大的兴趣，既是实际的，又是形象的。他于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去职后，就决心成为专业园艺家。“您知道，我性本爱朴素自然的生活，”他告诉他惊讶的母亲，“现在我更渴望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能改善我的健康。我需要真正的劳动，可以使我感到疲劳而没有精神压力。”他记得在瑙姆堡母亲的房子附近有一座古塔，他想租住，以便可以照料附近的园子。1879年9月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他的园艺生活——但是不久就遇到了问题。他的视力很弱，修枝时看不清楚，弯腰有困难，落叶又太多（那是秋天）。3星期后，他感到只能放弃了。

但是他对园艺的兴趣却在他的哲学中留下了踪影。在有些段落中，他建议我们像园丁一样对待困难。植物的根常常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是对其潜力有信心的知者可以引导它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人生亦然，在根部可能情感、处境都很艰难，但是经过精心培植，可以结出最伟大的成果和欢乐。(www.xing528.com)

一个人可以像园丁一样处理自己的冲动，尽管极少人知道这一点，他可以把愤怒、怜悯、好奇、虚荣的幼苗培植得像棚架上美丽的果树一样果实累累，收益丰润。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我们应该感激这些困难的幼苗。我们总是认为焦虑和妒忌不会给我们什么正当的教益，就把它们当作情感的杂草除掉了。如尼采所说：我们相信“高的东西是不允许从矮的长出来的，根本就不允许是成长起来的……一切一流的东西一定是causa sui⁽¹⁰⁾”。

但是，尼采强调，“善与荣耀”是“与其对立面邪恶巧妙地相互关联，纠缠不清的”，“爱与恨，感激与复仇，温良与愤怒……是不可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表达出来，应该说，正面的事物可能是负面事物培植成功的结果。

仇恨、妒忌、贪婪、权欲等情感都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是贯穿于整个人生的经营中的基本要素。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尼采怀着无限景仰回顾古希腊人，正因为他们能赞赏这一观点。

尼采于1877年初与玛尔维达·冯·迈森堡同游距索伦托几公里的帕埃斯图姆，在黄昏中凝视那肃穆的神殿发思古之幽情，不由人不想象古希腊人是超常的巨人，这些神殿就是他们内心和他们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秩序的外在表现。

这是伟大的古典学家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的观点，并影响了几代德国大学教授。但是尼采提出的看法是，古希腊文明决不来自肃穆宁静，而是来自最凶险的力量的升华：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个人能驾驭的情欲越强大，越凶险——因为他们有能力把它当作一种手段，那他们的文化达到的水平就越高。

那些神殿看起来很宁静，但它们是根部阴暗的幼苗经过精心培育长出的花朵。酒神狂欢节所表现的既是这阴暗面，又是驾驭它，培育它的努力。

最使希腊世界的观察家惊诧的，莫过于发现希腊人经常把发泄所有的情欲和本性中的邪恶倾向当作节日，甚至制定了一套正式的程序来庆祝再人性不过的内心世界……他们把这再人性不过的特点视为无法逃避的，决不加以贬斥，而宁愿通过社会和宗教的内部调节给予它二等的权利：凡是人性中有力量的，他们都称之为神，并刻在他们的天庭的墙壁上。他们并不排斥表现为邪恶品质的那些自然的冲动，而是设法加以调节，一旦发现足以为这些野性的洪水提供最无害的宣泄渠道的规范措施，就把它们限制在确定的仪式和固定的日子里。这就是古代一切道德的思想自由的根源。给邪恶和可疑的事物……以适当的发泄，而不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之。

希腊人不是砍掉其敌人，而是施以教化。

一切情欲在某个时期都曾是纯粹的灾难，以它们的极端愚蠢扳倒其受害者。后来，在很久以后，情欲与精神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化”。早先，由于情欲的愚蠢，人们向情欲本身开战：设法消灭它……消灭情欲和欲望只是为了避免受其愚蠢之害；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愚蠢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只不过是愚蠢的一种急性发作。我们已经不再对牙医拔牙止痛感到惊奇。

只有对极度的艰难困苦作出明智的对应才能实现自我完成。性情浮躁的人很容易干脆拔掉一颗臼齿，或是刚到科尔瓦奇山峰的低坡处就弃之而去。尼采力主我们坚韧不拔。

他还力主我们绝对不要酗酒，这并非巧合。

亲爱的妈妈：

今天写信是要禀告一桩我犯下的最令人不快、最痛苦之事。我实在行为不端，不知道您是否能原谅我。此刻我勉强提笔，心情极为沉重，特别是回想起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在一起欢乐融洽的日子。上星期日，我喝醉了，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自己不知酒量多大，还有那天下午太兴奋了。

这是1863年春18岁的弗里德里希在学校附近阿腾堡厅堂中喝了4杯啤酒之后给他母亲弗兰齐斯卡写的信。几年之后，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中，他对他的同学们喜爱喝酒感到厌恶：“我常常对俱乐部中表达同学之谊的方式极为厌恶……有些人的啤酒拜物主义简直令我难以忍受。”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学生联谊会。二排向一边斜倾的是尼采。请注意底排联谊会的啤酒桶。

这一态度始终贯穿于哲学家的成年生活：

酒精饮料对我无益：每天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以使我的生活成为“泪泉”。慕尼黑是我的对立面居住之地。

他抱怨：“德国的智慧中有多少啤酒！也许现代欧洲的不满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整个中世纪都放纵于杯中物……中世纪就意味着酒精毒害下的欧洲。”

1871年春，尼采同他的妹妹一起到卢加诺的花园饭店度假。3月2日至9日的账单显示他喝了19杯牛奶。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口味问题，他规劝每一个追求快乐的人都绝对不要喝任何酒，绝对。

对于所有重精神的人，我无比认真地劝诫：绝对禁酒。喝水足矣。

何以故？因为拉斐尔于1504年在乌尔比诺没有借酒来逃避胸中的妒火，他跑到了佛罗伦萨学习如何成为伟大的画家。因为司汤达在1805年没有借酒来逃避他因《怕受管辖的人》失败而引起的绝望之情，他耕耘这一痛苦凡17年，终于在1822年出版了《论爱情》：

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地防范可能的痛苦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作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作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啊，你们真不知人类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姊妹，甚至是孪生姊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

尼采对酒精的敌视同时也说明他为什么敌视曾经流行一时的英国道德哲学：功利主义学派及其倡导者约翰·密尔。功利主义者的论点是，在一个充满了道德模糊的世界上，衡量一种行为对或错的标准就是它带来多大的快乐或痛苦。密尔认为：

行为之正确与其可能促进之幸福成正比，反之则为错误。幸福即快乐与无痛苦，不幸福即痛苦与丧失快乐。

功利主义思潮，甚至连同由此脱颖而出的那个国家，都令尼采愤怒不已：

欧洲的庸俗化，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皆源于英国。

人本来不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有英国人才是这样。

其实他自己当然也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不过他认为不能无痛苦地获得幸福，而功利主义者看来就是这样主张的：

所有这些以苦、乐——也就是从属的、次要的现象——来衡量事物的价值的思维模式是最为幼稚可笑的，任何具有创造意识和艺术家良知的人都嗤之以鼻。

提到艺术家的良知，因为艺术创作是最显著的例证，表明一种产生巨大成就感的活动总是需要经过巨大的苦难。假设司汤达以立竿见影的“苦”和“乐”来衡量他的艺术创作的价值，那么他绝不会从《怕受管辖的人》进展到他的威力的高峰。

尼采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喝酒，而去接受攀登的痛苦。他还向市政规划者提出过建议：

维苏威火山于1879年爆发，正是写出上述文字的3年前

从当前的存在中获得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享受的秘诀在于——危险地生活！把你们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坡上吧！

假如有人还是难耐酒瘾，而且此人对基督教评价不高，尼采提出另一个劝诫他的论点。他说任何喜欢喝酒的人从根本上持有基督教的世界观：

要我相信酒能使人高兴，我先得变成基督徒，也就是说，相信我认为特别荒唐之事。

他对基督教的体验比对酒精多。他出生于莱比锡附近萨克森的一座名叫勒肯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就是该村的教区牧师，他的虔诚母亲是牧师的女儿——戴维·厄恩斯特·奥勒在1小时路程外的波夫莱村布道。儿子（尼采）于1844年10月在勒肯教堂当地牧师会的主持下受洗。

弗里德里希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爱他的父亲并终生敬重他。1885年，他打赢了一场与出版商的官司，得到一小笔钱，就为他父亲的墓定制了一大块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哥林多书》的语录：

“Die Liebe höret nimmer auf ”⁽¹¹⁾（《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¹²⁾

尼采回忆卡尔·路德维希说，“他是乡村牧师的完美体现。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和蔼、慈祥。他因言语机智和富于同情心而到处受欢迎，农民都敬他爱他。他以精神导师的身份用言语和行动广施祝福”。

但是对父亲的爱并未阻止尼采对父亲以及一般基督教提供的对痛苦的慰藉抱有深刻的保留：

我向基督教会提出任何公诉人从未提出过的最严厉的控告。在我看来，基督教会是可以想见的最极端的腐蚀形式……一切事物都难逃它堕落之手……我称基督教为唯一的大诅咒，唯一的本质上的大堕落……。

读《新约全书》时戴上手套是对的。接近这么多的不洁迫使人不得不如此……那里面一切都是怯懦，一切都是自欺，故意闭眼不看自己……难道还需要我说吗？整个《新约全书》中只有一位孤独的人物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罗马总督彼拉多⁽¹³⁾。

干脆说：

今天作为基督徒是不体面的。

《新约全书》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如何安慰我们呢？向我们暗示，许多困难实际不是困难而是美德：

若是有人为胆小所困扰，《新约全书》指出：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

若是有人因为没有朋友而发愁，《新约全书》建议：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第6章第22—23节）

若是有人为在工作中受盘剥而发愁，《新约全书》劝告说：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罗西书》第3章第22—24节）

若是有人为没有钱而发愁，《新约全书》告诉我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第10章第25节）

此类话语与喝酒可能有所区别，不过尼采坚持认为本质上是相同的。基督教和酒精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都削弱我们培育我们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

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

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性爱、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是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须经历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制造出一种伪善的信仰，谴责那些他们心里想要而又无力为之奋斗的东西，称赞那些他们本来不想要而正好拥有的东西。无力变成了“善”，卑下变成了“谦恭”，屈从自己所恨的人变成了“顺从”，还有，用尼采的话来说，“无能复仇”变成了“宽恕”。每一种脆弱感都给封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自愿获得的成就，是原来想要的，自己选择的，一项业绩，一项成就”。基督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

对困难持有“基督教”的态度的人并不限于基督徒；尼采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内心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表示淡然时，我们就都变成了基督徒；当我们貌似轻松地说我们不需要爱，或是世俗的地位、金钱、成功、创造乃至健康时，我们却恨得嘴角都歪了；我们默默地向我们公开放弃的东西开战，从墙垛后面打枪，躲在树上放冷枪。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对待挫折呢？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保持信念，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得不到。换言之，抵制那种把难以得到的东西贬为邪恶的诱惑，也许尼采自己无比悲惨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最好的范例。

伊壁鸠鲁是他早期最喜爱的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称之为“近古时期的灵魂抚慰者”，“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田园诗的方式讲哲学的发明家”。最令他神往的是伊壁鸠鲁关于与朋友共同生活乐在其中的思想。但是他极少体验与人同乐的满足。“我们生来就是心智的隐者，只有偶逢知音能谈一谈”。他30岁时创作一首关于孤独的赞美诗——《孤独颂》，终于不忍卒篇。

求偶的经历也不见得少一些愁苦，问题在于尼采的外表——海象式的特大胡须，还有他的腼腆使他的举止刻板僵硬，像一位退伍少校。1876年春，尼采旅游日内瓦时爱上了一名23岁的碧眼金发女郎玛蒂尔德·特朗佩达。在一次交谈中谈到亨利·朗费罗的诗，尼采说他还没有见过朗费罗的《追求卓越》的德文版，玛蒂尔德说她家里有一本，愿意抄一份给他。尼采受到了鼓励，就请她出去散步。她把房东太太带来作陪。几天以后，尼采自告奋勇为她弹一曲钢琴。再下一次，她从这位巴塞尔大学31岁的古典哲学教授那里听到的是求婚。“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两人在一起比各自单独生活会更好，更自由，因此更卓越吗？”顽皮的少校问道，“你敢不敢与我共同走完所有生活和思想的道路？”玛蒂尔德不敢。

一连串的类似的碰壁不断地伤害他。瓦格纳见他精神悒郁，健康不佳，认为只有两种解药：“要么结婚，要么写出一部歌剧。”但是尼采写不出歌剧，而且显然连像样的曲调也创作不出来。（1872年7月，他寄给指挥家汉斯·冯·比洛⁽¹⁴⁾一首他创作的钢琴双重奏，请他给予坦诚的评论。比洛回答说，这是“我长期以来所见过写在乐谱纸上的最匪夷所思、最难听、最反音乐的一套音符”，他怀疑尼采是否腿抽筋了。“你称你的乐曲为‘骇人听闻’，真是如此”。）

瓦格纳却更加坚持己见，他一再劝他，“看在老天的分上，娶一个富婆吧！”他还同尼采的医生奥托·艾泽取得联系，并且告诉他自己猜想尼采的健康不佳是由于手淫过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瓦格纳不知道，尼采真正爱上的那一位富婆正是瓦格纳自己的妻子科西玛。多年来，尼采一直用朋友式的关心的外衣掩盖他的感情。只有一次忍不住真情流露：1889年1月，尼采寄给科西玛一张署名“酒神”的明信片，上面写道：“阿里阿德涅，我爱你。”

不过，尼采间或也同意瓦格纳的关于婚姻的重要性的论点。他在给一位已婚友人弗朗兹·奥弗贝克的信中诉苦说：“亏了你的妻子，你的境遇比我的好百倍。你们共同有一个巢，而我充其量有一个穴而已……偶与人接触就像是放假，是自我救赎。”

1882年，他又升起希望，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妻子，卢·安德烈斯—萨乐美，这是他最大的最痛苦的恋爱。她21岁，美丽、聪慧、风骚，迷上了他的哲学。尼采一见倾心。他告诉她：“我不想继续孤独下去，而要再学习做人。啊！实际上我什么都需要学！”他们在陶腾堡森林共度了两星期，在卢塞恩同他们共同的朋友保罗·雷照了一张不寻常的合影。

但是卢对尼采作为哲学家比作为丈夫更感兴趣。这次碰壁使尼采陷入长期的、强烈的悒郁之中。“现在我缺乏自信达到极点，”他向奥弗贝克诉说，“所有我听到的话都使我感到人们在蔑视我。”他特别怨恨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曾干预他与萨乐美的关系，现在同他断绝了来往，使他陷入更深的孤独。（“我不喜欢我的母亲，我妹妹的声音让我痛苦。我跟她们在一起时总是要生病。”）

事业上也不顺。尼采生前清醒时，他的著作销量从未超过2000册；多数都只售出几百册。这位作者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和从一位姑母那里继承的一些股票维持生活，连新衣服都买不起，最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外表像一头剃了毛的山羊。”他只住最便宜的旅店，常常拖欠房租，连取暖费和他所喜爱的火腿香肠的费用都付不起。

他的健康很成问题。从学生时代起就病痛不断：头痛、消化不良、呕吐、晕眩、几乎失明，还有失眠。其中许多项都是梅毒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1865年2月间在科隆的一家妓院中染上的（尽管尼采自称他除了钢琴什么也没有碰过就出来了）。3年之后他在访问索伦托之后给玛尔维达·冯·迈森堡的一封信中称：“说到自苦和禁欲，我过去几年的生活堪与任何时代的苦行僧相比美……”他向医生的诉说是：“经常疼痛，有半身麻痹之感，与晕船的感觉非常相似，有时感到说话困难——这种感觉一天持续几小时。与此交替的是一种激烈的发作（最近一次发作迫使我吐了三天三夜，但求速死）。不能看书！写也难得！没法与人交往！听不了音乐！”

最后，于1889年1月初，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贝托街头彻底崩溃了，他拥抱了一匹马，随即被送回他的住处，他在那里打算刺杀德国皇帝，策划一场反对反犹主义者的战争，越来越肯定自己是酒神、耶稣、天主、拿破仑、意大利国王、佛、亚历山大大帝、凯撒、伏尔泰、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理查德·瓦格纳——视几点钟而定；然后他就给塞进了一辆火车，运到德国的一家疯人院，以后由他的母亲和妹妹照看，直到11年后去世，享年55岁。

在难以忍受的孤独、微贱、贫困和疾病缠身之中，尼采没有表现出任何他所指责的基督徒的行径；他没有反对友谊，攻击名利、财富。加利亚尼和歌德仍然是他的英雄。尽管玛蒂尔德只不过想同他谈一次诗，他还是认为“对男人妄自菲薄的病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得到一位聪明的女士的爱”。尽管他病病歪歪，缺乏蒙田和司汤达的矫健骑术，他还是向往积极运动的生活：“一大清早，在精力最新鲜旺盛的时候埋头读书——我把这叫作罪恶！”

他为谋求幸福而艰苦奋斗，即使不成功，他也没有转而反对他曾经向往的东西。他始终坚信在他眼里一个高贵的人最重要的特点：做一个“不再弃绝”的人。

步行7小时之后，大部分是在雨中，我在筋疲力尽状态下到达了科尔瓦奇山峰，覆盖恩加丁山谷的云层就在脚下。我在背包里放了一瓶水、一块瑞士多孔干酪，还有从锡尔斯—玛丽亚村的艾德维斯旅馆带来的一个信封，我当天早晨在上面写了一段那位登山哲学家的语录，企图在海拔3400米的岩石上在山风中面对意大利读它。

尼采和他的牧师父亲一样，献身于抚慰人。和他父亲一样，他想向我们指出通向自我完成之路。但是他不同于牧师，也不同于把痛牙拔掉的牙医和毁掉不讨人喜欢的植物根的园丁，他认为困难是达到完成的关键性的必要前提，因此甜蜜的抚慰最终残酷多于助益。

人类最厉害的疾病在于他们与疾病斗争之道。表面上能治病的办法从长远来看比它要治的病还坏。临时有效的治疗、麻醉、镇静、所谓的安慰剂，被无知地当作治疗本身。人们忽视这样的事实……这些临时的缓解剂常常要病人付出更加全面深刻恶化的代价。

使我们感觉好些的不一定对我们好。使我们感到痛的不一定对我们不好。

把痛苦的状态笼统看作应该予以消灭的对立物，是极端愚蠢的，总的说来后果是灾难性的……几乎与想要消灭坏天气一样愚蠢。

(1)　德文俗语“krautkops”，意谓头脑混乱而中空，犹如我国俗语“脑袋一团糨糊”。——译者

(2)　Abbé 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18世纪著名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是《货币》和《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的作者。其思想在当时属于前沿。——译者

(3)　Henri Beyle，即《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译者

(4)　Il Socrate immaginario，18世纪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帕伊西埃洛创作的讽刺歌剧，剧中人把自己想象成苏格拉底，笑料百出。这不是以上4个人的作品。——译者

(5)　Römische Elegien，歌德的长诗。——译者

(6)　De l'amour，司汤达名著之一。——译者

(7)　德语，意为“升华”。——译者

(8)　德语，意为“点化”。——译者

(9)　德语，意为“扬弃”。——译者

(10)　拉丁语，意为“天生的”。——译者

(11)　德语，意为“爱是永不止息的”。——译者

(12)　“Corinthians”为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中的两卷，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在希腊哥林多（科林斯）所建的基督教会的两封书信，称“前书”、“后书”。

(13)　Ponce Pilate或Pontius Pilatus，古罗马犹地亚省总督（26—36），据称他有权决定耶稣的生死，他认为耶稣无罪，应予释放，但迫于犹太人的压力，还是把耶稣交出去钉十字架。后自杀。一说他已秘密皈依基督教，为罗马参议院判处死刑。——译者

(14)　Hans von Bülow（1830—1894），德国著名乐队指挥和钢琴家，为瓦格纳的学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