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是一名富商,母亲约翰娜比父亲小20岁,是风头很健的交际花,对儿子关心很少,结果他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还是6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母从外面散步回来,发现我深陷于绝望之中。”
阿瑟·叔本华(1788—1860)
亨利希·叔本华
约翰娜·叔本华
1803—1805年,叔本华17岁时父亲去世(看来是自杀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他家仓库旁的小河沟里),留给他一笔遗产,保证他终身不必工作。这并不能带给他安逸。他后来回顾道:“17岁上,我还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像青年释迦牟尼看到病、苦、老、死一样,痛感人生的苦难。真相是……此岸世界不是爱众生者所造,而是魔鬼的作品,它把众生带到世上就是为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取乐;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占主流的观点。”
叔本华被送到伦敦,在温布尔登的伊戈尔寄宿学校学习英语。他的一位朋友罗伦斯·梅耶收到他的信后回信说:“我很难过,你在英国的经历引得你恨整个这个国家。”恨归恨,他对英语的掌握却臻于完美,在谈话中常被当作英国人。
温布尔登,伊戈尔寄宿学校
叔本华周游法国,访问了尼姆城,1800年前罗马工程师们曾在那里修建输水管,把水引过辉煌的加尔桥,保证市民总是有足够的水沐浴。这一罗马古迹并不能打动叔本华:“这些遗迹使人想起千百万人的遗骸早已化为腐草。”
叔本华的母亲抱怨她的儿子热衷于“思考人间苦难”。
1809—1811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决心成为哲学家:“人生殊可悲,我决定以毕生思考它。”
青年叔本华像
在一次郊游中,有一位朋友建议去会会女人。叔本华打掉了这个计划,他的理由是“人生苦短,倏忽不定,不值得费这个力气”。
1813年,他到魏玛去看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与当地最有名的公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结为好友。歌德常到她家去(以同她的女仆苏菲和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尔聊天为乐事)。叔本华与歌德初次相见后,形容他“安详、平易近人、友好,愿他的名字永世受到赞誉”!歌德写道:“年轻的叔本华看来是一名奇特而有意思的青年。”阿瑟对这位作家的好感始终没有得到回报,哲学家离开魏玛时,歌德送给他两句诗:
Willst du dich des Lebens freuen,
So musst der welt du werth verleihen.(1)
叔本华不为所动,他在笔记本里歌德的诗句旁附了一段尚弗(2)的话:“Il vaut mieux laisser les hommes pour ce qu'ils sont, que les prendre pour ce qu'ils ne sont pas.”(3)
1814—1815年,叔本华移居德累斯顿,写了一篇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朋友很少,与人交谈也不期待回应:“有时我同男人或女人谈话就像小女孩同她的玩偶说话一样。她当然知道娃娃听不懂她的话,但是她有意自欺来创造一种交流之乐。”他成为一家意大利小酒馆的常客,那里可以吃到他最爱吃的菜——威尼斯萨拉米香肠、夹菌小肠和帕尔马火腿。
1818年,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知是一篇杰作。那篇文章里解释他为何缺少朋友:“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1818—1819年,叔本华到意大利去庆祝他作品的完成。他欣赏那里的艺术、自然风光和气候,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没有人能远离这样的境地——恨不得用剑和毒药结束自己生命;谓予不信,只要遇到一次意外、生病、或命运和天气的不测风云,就会很容易转而信服。”他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在招待会邂逅了不少迷人的女性:“我很喜欢她们——只要她们愿意要我。”受到拒绝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看法:“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胯骨、短腿的性别。”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售出230册。“任何人生的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但愿我能驱除把一代蚂蟥和青蛙视为同类的幻觉,那就太好了”。
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谋求到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教职。他开讲座,讲“哲学的整体:即世界与人的思想之精华的理论”。只有5名学生来听。而在旁边一座楼里,可以听到他的对手黑格尔正对着300名听众讲学。叔本华这样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其基本思想是最荒谬的幻想,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是哲学的插科打诨……其内容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他的表述……是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他开始不再对学术界抱有幻想:“作为通例,还不曾有人认真对待哲学,讲哲学的人尤其不,正如作为通例,没有人比教皇对基督教义更少信仰。”
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之一是:做丈夫的不必与妻子的娘家亲戚们关系如此密切,方今就是对这点的恐惧阻止了许多婚姻。与其要一个丈母娘不如要十个!”
1822年,二度访问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启程之前,他要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桑查一查“书报杂志中提到我的情况”,这一任务没有费奥桑多少时间。
1825年,在学术界失败之后,叔本华想做翻译家。但是他提出把康德译成英文和把《项狄传》(4)译成德文,均遭出版社拒绝。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在布尔乔亚社会中占一席之地”的凄惨愿望,却从未实现。“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不愿做那个上帝;世上的悲苦令我心碎。”幸好他在最阴郁的时刻可以靠对自己估价得到慰藉,“我还要提醒自己多少回……我的精神和思想对日常生活而言……就如把天文望远镜放在歌剧院中,或是用大炮猎兔子?”
1828年,40岁。他安慰自己:“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1831年,现在43岁,住在柏林,叔本华再次想到结婚。他属意于一名17岁的活泼美丽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在一次游船的聚会上,他向她献殷勤,对她微笑,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弗罗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就悄悄地在身后让它滑到水里了。”叔本华匆匆离开了柏林:“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
1833年,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套简朴的公寓中定居,那是一座有五万居民的城市。他这样形容这一大陆欧洲的金融中心:“一个小而僵化、内里粗俗、靠浮华的建筑撑起来的城市,是夜郎自大的阿布代(5)农民之乡,我才不爱理睬他们。”
此时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一只接一只的鬈毛狗,他感到它们有着人类所缺乏的温柔和谦卑:“一看到任何动物,我就开心。”他对那些鬈毛狗关爱备至,以“先生”称呼他们,并对动物福利产生浓厚兴趣:“有高度智慧的狗,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竟被人拴上锁链!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狗总是深感同情,并对它的主人无比愤慨。我每想起几年前《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就备感欣慰:某勋爵有一只大狗,用锁链拴起。一天他走过院子,心血来潮,走过去拍拍那条狗,不料那狗把他整条胳臂从上到下撕了一个大口子。真是活该!它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我的主人,而是把我短暂的一生变成地狱的魔鬼!’我希望所有用锁链拴狗的人都遭遇这样的事。”
这位哲学家每天生活规律十分严格。早晨写作3小时,吹长笛(罗西尼的曲子)1小时,然后戴上白领结到玫瑰市场英国馆子吃午餐。他胃口极大,一幅巨大的餐巾塞在领子里。他用餐时拒绝同其他食客打招呼,不过在喝咖啡时间或与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描述他“牢骚满腹得有点滑稽,说话虽然生硬,实际脾气挺好,并不伤人”。
还有一个人描述他经常吹嘘他牙齿好,说明他比常人优越,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比那些“庸碌的两脚动物”优越。
午餐以后,叔本华就钻到他的俱乐部——附近的卡西诺协会——的图书馆去看《泰晤士报》,他认为这是报道世上悲苦之事的最好的报纸。下午他牵狗在美因河畔散步2小时,口中喃喃自语。晚上到歌剧院或戏院,对迟到者的杂音、脚步声、咳嗽声都愤怒不已,并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予以禁止。他虽然熟读并仰慕塞内加,但对这位罗马哲学家对噪音的说法却不予苟同:“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能安然容忍的噪音量与他的精神力量成反比。……一个习惯于摔门而不是用手关门的人不仅是举止失仪,而且是粗鲁而思想狭隘……只有……当觉悟到任何人都无权以吹口哨、大喊大叫、抡锤子、甩鞭子等来打断他人的沉思时,我们才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
1840年,他有了一只新的白鬈毛狗,以婆罗门教的世界灵魂阿特曼命名。此时他热衷于东方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每天夜里读几页《奥义书》)。他称婆罗门人为“最高贵、古老的人种”,而且威胁要开除他的女佣玛格丽特·施内普,因为她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他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母亲很为他担心:“连续两个月独居一室不见任何人,这对你不好,我的儿子,也让我难过,一个人不能与世隔绝到这样地步。”他经常白天长睡:“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再醒过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他把自己与两位他最喜欢的思想家相比,以此来为自己嗜睡辩护:“人的头脑越发达……思想越活跃,需要的睡眠就越多。蒙田说过自己一向睡得很熟,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眠上;他到老年时还每天在一张榻上睡8小时至9小时。据说笛卡儿也爱睡觉。”
1843年,叔本华搬进法兰克福一幢新房子,美景街17号,位于市中心美因河附近。他在这条街上度过余生,不过在1859年为了他的狗与房东吵架之后,搬到了16号。
1844年,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2版,并加写了1卷。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不把现已完成的著作献给我的同代人或同胞,而是献给全人类,因为我确信它对人类不会没有价值,尽管对它的承认将姗姗来迟,这是任何形式的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版销售量还不到300册。“吾人最大乐事莫过于受到仰慕;但是仰慕者有种种原因不愿表达其仰慕之情。因此,能以不论何种方式衷心自我仰慕者是最快乐的人。”
1850年,阿特曼去世。他买了一只棕色鬈毛狗,起名布兹,成为他的爱犬。据说,有一次一列军乐队经过他家门口,他中断了正在进行的谈话,去搬一张凳子放在窗口,好让布兹能凭窗眺望。邻居的孩子们都管那畜生叫“小叔本华”。
1851年,他出版了一部随笔和格言的选集《杂文与笔记》,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1853年,他享誉全欧洲(他称之为“名誉的喜剧”)。波恩、布雷斯劳和耶拿的大学都请他去讲学。他收到许多崇拜者来信。一位西里西亚的女士给他寄来一首含情脉脉的长诗。一位波希米亚的男士写信告诉他,他每天在他的肖像上放一圈花环。他的反应是:“一个人长期处于微不足道、备受冷落之后,人们终于敲锣打鼓地来了,还把这当回事!”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如果一个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把捉摸不定的舆论当作指北星,他还能实现他的目标,坚持常年创作吗?”那些有哲学头脑的法兰克福人以买鬈毛狗来向他表示敬意。
1859年,盛名之下,他受到了女性的关注,他对她们的看法也有所缓和。原来他认为她们“适合做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正是因为她们自己幼稚、愚蠢和见识短”,现在的看法是:她们能做到无私和有洞察力。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奈伊(拿破仑手下一位元帅的后裔)的漂亮女雕塑家是他的崇拜者,10月里来到法兰克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1个月,为他塑了一座半身像。
“她在我的住处整天工作。我午餐后回到家里,我们一起用咖啡,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好像结婚了一样”。
1860年,健康日益恶化,看来离终点不远了:“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哲学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9月底,他在美因河畔散步回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就此溘然长逝,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这就是可能给人的心灵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的哲学家的一生。
一个男人坐在从爱丁堡驶向伦敦的火车里,打算做些工作。那是一个和暖的春日午后。
他面前桌上放着纸张、一本日记,椅子扶手上有一本摊开的书。但是自打车驶过纽卡斯尔,一位女士上车坐在隔走廊与他并排的座位上之后,他就无法集中思想。那位女士随便向窗外望了一会儿之后,就转向一堆杂志。从火车走过达灵顿开始,她一直在看《时装》杂志。她使那个男人想起克里斯滕·柯克画的赫格—古尔贝尔夫人像(不过这两个名字他都想不起来了),那幅画是他几年前在丹麦一家博物馆见到的,曾为之怅然良久。
不过这位女士与赫格—古尔贝尔夫人不同,她是棕色短发,穿牛仔裤、运动鞋,T恤衫上套一件米黄色V字领毛衣。他注意到她白皙而布满雀斑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大得不相称的体育用电子表。他想象自己的手穿过她的栗色头发,抚摸她的后脖颈,然后通过袖子滑进毛衣里面,看着她在他身旁熟睡,嘴微微张着。他还想象同她一起住在伦敦南部樱桃树夹道的街上一所房子里。他猜想她可能是大提琴手,或是图案设计师,或者是专事基因研究的医生。他在脑子里设计开始同她交谈的方案:向她问时间,借铅笔,问去洗手间的方向,谈天气,找她借本杂志看。他渴望火车出事故,把他们这节车厢甩到正在经过的广阔的麦田里。在混乱中,他将领着她安全逃离出去,同她一起在一间急救站搭起的帐篷中休息,喝着那里提供的温吞茶水,四目对视,脉脉无语。多年以后,他们再相逢时提到曾经在爱丁堡快车的不幸车祸中相遇,兴味盎然。但是火车看来不像要出轨,于是他尽管知道这样做无聊而荒唐,还是禁不住清清喉咙,凑过去问那位天使有没有一支多余的圆珠笔。这举动像是从一座高桥上往下跳。
1. 这个故事吸引不了传统的哲学家:这种爱情的心潮起伏太幼稚,不值得研究,这个题目应该留给诗人或疯子。琢磨牵手和洒香水的情书不是哲学家的事。叔本华对这种淡漠感到不解:
这样一件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占如此重要地位的事,哲学家们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屑一顾,现在竟作为未经处理的原料摆在我们面前,真是咄咄怪事。
对此事的忽视,可能是由于生活的这一方面违反人的理性所塑造的自己的形象,因而断然予以否认。叔本华坚持还原这一令人尴尬的本来面目。
爱情……随时都可打断严肃的工作,有时最伟大的头脑也会一时为之所惑。它无所顾忌地……干扰政治家的谈判、学问家的研究。它甚至能将情书或者小卷头发塞进部长的卷宗或是哲学家的手稿中……它有时会要求人牺牲健康,有时是牺牲财富、地位和幸福。
2. 叔本华同比他早生255年的那位加斯科随笔作家一样,关心被公认为所有生物中最理性的人类身上不太理性的因素。在他美景街的住房的书房中有一套蒙田的著作。叔本华从中读到一个屁、一顿丰盛的午餐、一个长到肉里的脚指甲都足以颠覆人的理性,他同意蒙田的看法:我们的思想是从属于肉体的,尽管我们高傲地持相反的观点。
3. 但是叔本华还要进一步。他不满足于颠覆理性的松散的例证,而是给我们内里的那种他认为先于理性,强大得足以歪曲一切理性的计划和判断的力量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生命意志”——其定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一“生命意志”可以使已经毫无生趣的人在遇到海难或重病时为生存而斗争。它能使头脑最冷静、事业心最强的人为咿呀学语的婴儿逗得心动。即使当时无动于衷,随后也会想要自己生一个,在孩子出世时爱得发狂。也正是“生命意志”使人在长途火车上遇到隔座一位漂亮的旅客就昏了头。
4. 叔本华大概为爱情受挫而心怀怨恨(向女学生献葡萄洵非易事);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过分或反常。这种心情本是与爱情的作用相称的: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何必这样急切、喧哗、悲痛、费力?……何必把这样一件小事看得那么重要?……问题是,这并非小事一桩,相反,此事的重要性与为之付出的渴望、热情和孜孜以求的努力是相适应的。一切爱情的最终目的……比人的一生中任何目标都重要,所以人人都这样认真去追求是值得的。
那么,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沟通感情也不是发泄性欲,既不为求知音,也不为求欢愉。爱情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因为:
它对缔造下一代……对未来人类的存续和特有的体质起决定性作用。
正是因为爱情如此强有力地指引我们走向“生命意志”的两大律令之一,所以叔本华认为它是我们为之着迷的事情中最不可避免的,最可以理解的。
5. 诚然,我们问对方要电话号码时心目中并未想到传宗接代,但这也不足以否定上述理论。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我们自身分裂为意识和潜意识两半,潜意识受“生命意志”所控制,意识服从于潜意识,却不能了解它所有的计划。意识不是一个自主的实体,而是只有部分视力的仆人,服从于一心想要生儿育女的“生命意志”。
(智力)不能闯入意志决定的秘密工作室。当然它是意志的一个亲信,但不是知晓一切的亲信。
智力所理解的只不过是促进繁殖所必需的那一点——也就是很少一点点:
(它)始终……被排斥在意志的真正决心和秘密决定之外。
这种排斥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意识到的只是自己热切地希望再见到某人,而下意识地却是受到旨在繁殖下一代的力量的驱使。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自欺欺人呢?因为,据叔本华说,我们如果不是先昏了头,就不见得会同意进行繁衍子孙。
6. 这一分析当然违反我们理性的自我形象,但是至少足以对抗那种说法:认为浪漫的爱情是可以避免的,是对更加严肃的任务的背离;对于闲得发慌的少年来说,神迷于月下,啜泣于枕边是可以原谅的;而年事更长的人就因为在火车里惊鸿一瞥就不顾自己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必要的癫狂之举。叔本华的意志论把爱情视为生物学上不可避免之物,是物种延续的关键,使我们对因爱情而产生的怪异行为采取比较谅解的态度。(www.xing528.com)
在伦敦北区的一家希腊餐馆里,一男一女在一张靠窗的桌旁相对而坐。两人中间放着一碗橄榄,但是谁也想不出如何以雅致、高贵的姿态去嗑,于是橄榄没人碰。
她没有带圆珠笔,但是给他一支铅笔。停顿片刻之后,她说她多么厌烦坐火车长途旅行,这是多余的废话,不过给了他一丝所需要的鼓励。她既不是大提琴手,也不是图案设计师,而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公司金融专业的律师。她原是纽卡斯尔人,但在伦敦已经住了8年。等火车抵达伦敦尤斯顿车站时,他已经得到电话号码,以及共进晚餐的首肯。
服务员过来问点菜,她点了沙拉和箭鱼。她是下了班直接来的,穿一身浅灰套装,戴着原来那块表。
他们开始谈话。她说她周末最喜欢的活动是爬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以后遍游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她描述在几百米高处俯瞰山谷,以及在高山上露营,早晨帐篷顶上挂下冰柱的乐趣。而与她共餐的伙伴上二层楼就要头晕。她另一项爱好是跳舞,她喜欢那种精力充沛和自由放任的感觉。她还常常熬通宵,而他通常上床的时间是11点半。他们谈工作。她现在正接手一桩关于专利权的案子。一名茶壶设计人诉一家英国公司侵犯知识产权。该公司根据1977年《专利法》的60-1-a条款应予赔偿。
还有关于一个即将接手的案子的冗长的叙述,他就听不懂了。但是他深信她智力高超,他们两人十分般配。
1. 爱情最莫测的一个奥秘是“为什么是他”?和“为什么是她”?为什么在众多可选的人中我们单单钟情于这一个?他们在餐桌上的谈话不见得总是有所教益,双方的习惯也不那么合得来,为什么就互相珍惜胜过他人?为什么其他某些人尽管客观上更迷人,也许更好相处,而我们纵使满怀好意,也产生不了激情?
2. 叔本华认为这种挑选并不足奇。我们不能自由地同随便哪一个谈恋爱,因为我们不是同任何人都能生育生命意志的健康儿女。我们受生命意志驱使而去接近的人,都是能增加生育美丽聪慧的后代的机会的,而我们厌弃的是减少这一机会的人。生命意志发现了可以共同为人父母的理想伴侣,爱情只不过是这一发现的有意识的表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一旦两情相悦——英语最贴切的说法是互相迷恋——实际上就应看作一个新人从此刻开始形成。
交往初期,在平淡的谈话下面的潜意识里,双方实际上是在互相忖度,将来两人能否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一对异性青年初次会面时相互从头到脚仔细打量,在那潜意识的极度认真之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是物种的守护神在对两人可能产生的个体进行考察。
3. 那么生命意志通过这一审视在探索什么呢?在找健康的孩子的证据。生命意志必须保证下一代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适于在一个祸福无常的世界上生存,所以它所谋求的孩子是四肢匀称(不太矮,不太高,不太胖,不太瘦),思想稳定(既不谨小慎微,又不浮躁莽撞,既不冷酷无情,又不感情冲动,等等)。
由于我们的父母在求偶中犯错误,我们就不大可能达到理想的平衡。我们常常生而太高,太刚,或太柔;我们的鼻子太大,下巴太小。如果这种不平衡现象任其继续发展,人类不久就将在怪异中挣扎。因此,生命意志就必须把我们推向那些能以其缺陷平衡我之缺陷的人(大鼻子与纽扣鼻子相结合可以产生完美的鼻子),从而使下一代能恢复生理和心理的平衡。
人人都企图通过另一人来抵消自己的弱点、缺陷和变异之处,以免延及子孙,演变成完全的畸形。
这一相互对消理论使叔本华信心满怀地预言相互吸引的路径。矮个子女人容易爱上高个子男人,而高个子男人很少爱上高个子女人(他们下意识地害怕生出一个巨人来)。女里女气不喜欢体育的男人往往被短发(还戴大手表)、假小子式的女人所吸引:
两个个体相互抵消的条件是……他的阳刚的程度刚好同她的阴柔的程度相符,这样,各人的片面性正好相互抵消。
4. 可惜这一异质相吸理论引导叔本华得出如此黯淡的结论,如果读者正准备结婚的话,最好不要读下面几段,以免翻悔;他的结论是:一个高度适合我们的孩子的人几乎从来不适合我们自己,不过我们当时由于被生命意志遮蔽视听,并没认识到这一点。
“互相投合与激情同时并存的爱情是极为罕见的幸运。”叔本华说。那个能使我们的孩子不至于生就硕大无比的下巴或特别阴柔的性格的人很少是能使我们终生幸福的人。追求个人幸福和追求健康的子女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规划,而爱情却恶毒地使我们多年来相信二者是统一的。看到两个绝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结为夫妻,我们不必感到惊奇:
除了两性关系之外只会相互仇恨、蔑视甚至对对方厌恶之极的人竟为爱情所俘虏。物种的意志的力量远胜过个人的力量,因此情人对一切足以使他厌恶的特点视而不见,忽视一切,错判一切,把自己永远拴在情欲所钟的对象身上。他就是这样为幻觉所蒙蔽,一旦物种的意志得到了满足,这一幻觉就会消退,剩下的就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终身伴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富有理性,甚至很出色的男人与泼妇甚至妖婆结为连理,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怎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一个坠入情网的男人能够清楚地看到并且痛切地感觉到他的新娘身上难以容忍的缺点和性格,足以使他终身受难,却还不足以把他吓退……因为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还没有出生的第三人的利益,尽管他在幻觉中以为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
叔本华的理论意味着:生命意志如何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我们的幸福,可以从一对情侣在做爱之后往往倍感无聊和惆怅中特别清楚地感受到。
君不见,“illico post coitum cachinnus auditur Diaboli?”(6)
所以,有一天,一个假小子般的女人和一个娘娘腔的男人走向婚礼的圣坛,除了出席婚礼的个别叔本华信徒外,连他们自己以及任何人都猜不到其真正动机。只有到日后,当生命意志的要求得到安抚,一个健壮的男孩在郊区的花园中踢球时,阴谋诡计才暴露。这对夫妇要么分手,要么在无言的敌视中共进晚餐。叔本华提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缔结婚姻中似乎总有一方必须牺牲,不是个人利益就是物种利益。
不过他使我们毫不怀疑物种保证自己的利益的能力总是占上风:
下一代人的福祉是以这一代人为代价的。
男人付了账,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问一句,是不是到他公寓中去喝一杯。她微笑低头望着地板,在桌子下面把餐巾纸越折越小。“那一定很愉快,真的,”她说,“但是我明天需要早起赶飞机到法兰克福去开会,5点半,可能更早。要不下回吧,一定会很愉快的,真的。”又一个微笑,餐巾纸在手中捏碎了。
她答应到了德国会打电话,说是不久会再见面,也许就在她回来的当天。他失望之情稍有安慰。但是直到约定的日子很晚的时候电话才响,她从法兰克福机场的电话亭中打来的。背后一片嘈杂,还夹杂着宣布飞往东方的航班起飞的刺耳声音。她告诉他从窗外能望见巨大的飞机,这个地方简直像地狱。
她说该死的汉莎航班误点了,她将设法在另外的航班上找一个座位,不过他不要等她。停顿一下之后,最坏的事得到了肯定。她接着说,她的生活目前有些复杂情况,真的,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过她知道自己需要空间和时间,如果他不介意的话,等她头脑清楚一点之后由她给他打电话。
1. 哲学家可能对我们为什么坠入情网提出了不太顺耳的解释,不过在令人反感中也有足以告慰之处——那就是知道我们的痛苦是正常的。我们不必为短短几天的希望所带来的巨大烦恼所困扰。一种足以推动我们去生儿育女的强大力量竟然会在目的达不到时悄然消退而不造成破坏,这本来就不合理。爱情如果不许诺给我们想象中最大的幸福,就不能引诱我们去承担生儿育女的重负。求爱遭拒后伤痛之深令我们吃惊,那是由于我们无知,不知道终成眷属意味着什么。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如此痛苦是奇怪之事。如果不痛苦倒一定是缺了点什么。
2. 再者,我们不是天生不可爱,这本身并没有问题。我们并非性情乖张,面目可憎。好事不成,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某一个特定的人生一个匀称的孩子。不必为此自怨自艾。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一个特别欣赏我们并能对我们敞开胸怀的人(因为从生命意志的观点看,我们双方的下巴可形成理想的结合)。
3. 我们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原谅对我们绝情的人,那不是他们的选择。每当某人以各种尴尬的方式表示自己需要空间和时间,不愿做出承诺,或害怕关系亲密时,这位绝情者只不过是努力把生命意志所下的本质上是潜意识的律令予以智能化而已。他们的理智可能欣赏我们的品质;而他们的生命意志却相反,并且以不容分说的方式告诉他们——那就是抽掉他们对我们的性欲。如果他们被智力比我们低下的人引诱过去,也不要责怪他们浅薄。据叔本华解释,我们应该记住:
在婚姻中追求的不是智力的享受,而是繁衍后代。
4. 每一次求爱遭拒都是造物反对生育的敕令,我们应该予以尊重,正如尊重闪电和火山爆发——确实可怕,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应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慰藉:
男女之间缺乏爱欲等于宣告,他们可能生下的孩子将是一个结构不良的、缺乏内在和谐的、不幸的生物。
我们可能与爱人相得甚欢,但是造物却不高兴,那就更有理由服从造物而放弃爱情。
一时之间,男人倍感惆怅。周末他到巴特西公园散步,坐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张长凳上。他身上带着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简装本,此书于1774年在莱比锡初版。成双成对的夫妇推着婴儿车或牵着孩子的手散步。一个穿着沾满巧克力蓝裙子的小女孩指着天空一架正向希思罗机场降落的飞机说:“爸爸,上帝是在那儿吗?”但是爸爸没工夫理会,情绪不佳,把她抱起来说他不知道,好像她是要他指路似的。一个4岁的小男孩骑着三轮脚踏车冲进了灌木丛,哭着喊妈妈,妈妈躺在铺在一块草地上的毯子上,刚刚闭上眼睛。她叫她丈夫去帮帮孩子。他气鼓鼓地说这回该轮到她了。她顶回去说该轮到他。他无言。她骂他废物,站了起来。一对老夫妇坐在旁边的长凳上默默地分食一块鸡蛋芥菜三明治。
1. 叔本华要我们不必为这种愁苦而惊讶。我们本不应该要求某种东西在一对夫妇或父母身上保持生命力。
2. 在叔本华的书斋里有许多自然科学的著作,其中有威廉·柯尔比和斯宾塞的《昆虫学导言》,佛朗索瓦·胡贝尔的《蜜蜂》以及卡代·德·沃的《鼹鼠的习性及捕杀法》。这位哲学家还读关于蚂蚁、甲壳虫、蜜蜂、苍蝇、蚂蚱、鼹鼠、候鸟的书,并且怀着悲天悯人和困惑不解的心情观察这些生物怎样地全都表现出热烈而无意义的对生命的依恋。他特别同情鼹鼠,一种发育不良的怪物,住在潮湿而狭隘的地道里,很少见天日,其初生儿长得像滑腻腻的软体虫,但还是尽一切力量求生存和传宗接代。
坚持不懈地用它巨大的铲状脚爪挖洞就是它们毕生的事业;周围是永远的长夜,它们的眼睛生来就是为了避光……它们受苦受难、毫无乐趣的一生到底获得了什么?生活的苦难和操心与得到的好处完全不相称。
在叔本华看来,世上所有的生命也都是同样地献身于同样无意义的生存。
看看那些可怜的蚂蚁忙个不停地辛勤劳动……多数昆虫的一生只不过是不停的劳动,为将来要破卵而出的幼虫准备粮食和住处。当幼虫吃完了粮食,到了化蝶的阶段,它们进入生命,只不过又周而复始地重复同样的劳动……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有什么结果?……除了饥饿和性欲得到满足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是在无穷无尽的劳动的间歇中短暂的满足。
3. 哲学家无须再作类比了。我们追求爱情,同可能的对象在咖啡馆聊天,然后生儿育女,在这件事上不比鼹鼠的选择多,也不比它幸福。
4. 他不是想要使我们沮丧,而是要使我们摆脱期望,因为期望引发怨恨。在失恋时听说幸福本来就不是题中之义,足以使人欣慰。奇怪的是,这位最阴暗的思想家却是最能鼓舞人的:
人唯一的先天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是生而为追求幸福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先天的错误……世界在我们看来就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每走一步,无论大小,我们必然会体验到这个世界和人生绝不是为维持幸福生活而安排的……因是之故,几乎每一个年长的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叫作失望的表情。
其实只要他们堕入情网时抱着正确的期待,就绝不会那么失望了:
少年之所以烦恼和忧愁……皆因其坚信此生必定会得到幸福而孜孜以求。经常为希望所欺而生怨悔皆由此而来。我们梦中模糊的希望以变幻无常蛊惑人心的形象在我们眼前盘旋,撩拨我们去追寻其源头,最终归于虚妄……如果年轻人能及时得到忠告和指导,从头脑中根除对这个世界抱很大期望的错误观念,他们将获益良多。
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叔本华正是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至高无上的源泉,可以摆脱“生命意志”的需求。我们在艺术和哲学作品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和奋斗的客观表述,通过声音、语言和形象予以诠释和再现。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仅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感受,而且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尖锐和智慧表达我们的体验;他们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勾画出来,我们能认出是自己的,但是凭自己绝不能理解得那么清楚。他们向我们解释我们的生存条件,助我们解惑,并减少孤立无援之感。我们也许不得不继续挖地洞,但是通过创造性的作品,至少能获得片刻的顿悟,洞察我们的苦难,从而可以免于苦难带来的震惊、孤立(甚至受迫害)之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艺术与哲学以其不同的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
这位哲学家仰慕他母亲的朋友歌德,因为他把如许多的爱情的痛苦转化为知识,最著名的就是25岁时出版的使他享誉全欧洲的那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描述一名少年对一位女士的单相思——那迷人的夏绿蒂,她与维特对《威克菲尔子爵》一书有同好,身穿袖子上饰有粉红缎带的白裙;但此书同时也描述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恋情(据说拿破仑就读过9遍)。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尽管作者并不认识我们。叔本华如是说:
……诗人从生活中撷取特定的个体,准确地描述其个性,然而由此却启示了普遍的人性……他表面上只关注这一个,但事实上他所关注的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都存在的全部。因此,一些诗句,特别是诗剧中的句子,即使并非警句格言也经常适用于实际生活。
歌德的读者不但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认出了自己,而且也因而更加了解自己,因为歌德将一系列尴尬的、稍纵即逝的爱之瞬间明晰化了,读者以前可能经历过这种情愫,但自己当时并不知其深浅。他披露了爱情的某些规律,叔本华称之为浪漫心理的必要“思想”。例如,歌德把不爱者对待爱自己的人那种貌似慈爱实则极端残酷的态度描写得入木三分。在小说的后半部,维特为自己的感情折磨得痛苦不堪,在夏绿蒂面前爆发出来:
“夏绿蒂,”他哭道,“我再也不见你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回答说,“维特,你还是可以,而且一定要再见到我们的,不过别那么激动。噢!为什么你生来感情这样激烈,对一切身边的事物都那么激情冲动,不能自制!我求求你,”她拿起他的手接着说,“冷静点。想想你的精神、你的知识和你的天赋能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我们不必生活在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就能充分体会其含义。世上故事比人少,同样的情节不断地重复,只是人名和背景有所变化。此即叔本华所谓:“艺术的真谛就是以一概千千万。”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境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之一,就足以感到慰藉。叔本华于1818和1822年两度访问过佛罗伦萨。他大概参观过圣马利亚·德尔·卡迈纳的布朗卡奇礼拜堂,里面有马萨乔(7)在1425—1426年间画的一系列壁画。
亚当和夏娃离开天堂时的痛苦并不单单属于他们自己。马萨乔通过这两个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身体的姿态抓住了痛苦的本质,也就是痛苦这一概念本身。他的壁画是我们可能犯错误、我们的脆弱性的普遍象征。我们大家都是被驱逐出那天堂之园的。
读了一则爱情故事之后,失恋的求爱者就会超越自己;他不再是在迷茫中踽踽独行的受难者,而是庞大的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自古以来就受繁衍后代的需要所驱使而爱上另外的人。这样,他的苦难给拔掉了芒刺,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个人遭受的诅咒。对于能达到这种客观境界的人,叔本华作如下评论:
在他的生活和不幸的过程中,他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命运多于自己的命运,因而行为更像是个知者,而不是受难者。
我们在黑暗中掘地洞之余,一定要努力化眼泪为知识。
(1) 德语,意为“欲求人生乐趣,必先珍惜此世”。——译者
(2) Nicolas de Chamfort(1741—1794),法国18世纪道德伦理学家,一度同情法国大革命,但不满其恐怖手段,最后自杀。他对当时社会持愤世嫉俗的批判态度。——译者
(3) 法语,意为“与其把人认作实非其人,不如听其保持本来面目”。——译者
(4) Tristram Shandy,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著名长篇小说,全名为: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共9卷。——译者
(5) Abdera,古希腊地名,那里的居民被认为以闭塞愚昧为特点,此处借用以形容法兰克福的居民。——译者
(6) 拉丁语,意为“交媾之后立即听到魔鬼的笑声?”。——译者
(7) Masaccio,Tommaso di Ser Giovanni(1401—142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有“绘画开山祖”之誉,其画风影响到雕塑和建筑艺术。布朗卡奇礼拜堂的一组壁画是他与另外一位画家合作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其中《被逐出天堂的亚当和夏娃》是他的杰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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