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卫在画《苏格拉底之死》之前13年，曾致力于表现另外一位哲学家，他也是在亲人挚友的号啕大哭中平静地迎接生命的终结。
《塞内加之死》作于1773年大卫25岁时，描写的是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于公元65年的4月在罗马郊外一所别墅中弥留之际的情景。几小时前，一名罗马军队的百人队队长刚来过这里传达皇帝的旨意，令塞内加立即自裁。刚破获了一桩企图推翻这位28岁的皇帝尼禄的阴谋，暴跳如雷的皇帝以疯狂的滥捕滥杀进行报复。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塞内加与这一阴谋有关，尽管他担任了5年皇帝的导师，10年忠实的副官，尼禄还是下令要他死，只是为了在死亡录上额外再加一名。此时尼禄已杀死了他的异母兄弟不列塔尼库、母亲阿格丽品娜以及妻子屋大维娅；他已经除掉了大批参议员和骑士团骑士，把他们送去喂鳄鱼和狮子。而公元64年罗马被大火烧为平地时，他躲在安乐窝里。
塞内加的亲友们听说尼禄的命令后都大惊失色，哭了起来。但是，据大卫读到的塔西陀的记载，哲学家不动声色，努力劝他们止泪，重新鼓起勇气：
他问他们的哲学哪里去了，多少年来他们互相激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精神哪里去了？他说：“当然，谁都知道尼禄残暴成性，他弑母杀兄之后，只剩下杀师了。”
他转向他的妻子保丽娜，温柔地拥抱了她（迥异于他哲学上的凛然不可侵犯。——塔西陀），要她从他没有虚度的一生中得到慰藉。但是她不能想象没有他的生活，要求割腕自尽，塞内加没有剥夺她的愿望：
你树立这样美好的榜样，我将无怨。我们死得同样坚强，不过你的死更加崇高。
但是皇帝不想再加重自己残暴的名声。当卫队看见保丽娜拿刀子割手腕时，强行夺了过去，并把她的手腕包扎好。
她丈夫的自杀不顺利。血从他年迈的身体流出不畅，尽管他连脚腕和膝盖后面的血管都割破了。于是，作为464年前在雅典发生的那次死亡的回响，他要求医生给他一杯毒药。他长久以来一直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学习他通过哲学超越外部环境（在尼禄下这道命令的几年前，他在一封信中阐述了仰慕之情）：
他在家中备受折磨，妻子粗暴而饶舌，孩子又……他生逢连年战争和暴君统治……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未改变苏格拉底的心灵，连外表也未改变。这样的奇人、伟人，世间少有！他始终不渝，矢死靡它……命运多舛而不为所扰。
但是塞内加要追随其雅典先辈的愿望还是不能实现。他喝下毒药却不起作用。两次努力无效后，他最后要求把他放进蒸汽浴室，在那里慢慢窒息至死，痛苦万端却仍然镇静自若，命运多舛而不为所扰。
大卫这幅洛可可风格的画并不是描绘这一事件的第一幅画，也不是其中最好的。画上的塞内加更像一名奄奄一息的“帕夏”(1)，而不是垂死的哲学家。保丽娜挺着袒露的右乳，身上的服装更像是为大歌剧院而不是为罗马帝国准备的。不过，这位罗马人处变不惊的精神为后人景仰，持久不衰，大卫对这一场景的处理，尽管略嫌笨拙，却正好纳入这一历史长河。
卢瓦塞·利德特，1462年
鲁本斯，1608年
里贝拉，1632年
焦尔达诺，1680年
虽然塞内加事与愿违，厄运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激烈，他却没有被常人的软弱所击倒，而在这晴天霹雳的现实面前保持了尊严。通过他的死，他与其他斯多葛派的同道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持久的关联：提起“哲学的”一词就联想到对待灾难镇静自若的态度。他首先把哲学视为一种纪律，帮助人克服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如塔西陀所述，塞内加对他的同伴们的哭泣的反应，是问他们的哲学哪里去了，他们处变不惊的决心哪里去了，好像二者就是一回事。
塞内加一生经历过，也见证过诸多非常的劫难。庞培城在大地震中化为瓦砾；罗马与卢登努姆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罗马的人民和帝国臣服于尼禄皇帝的淫威，在他之前还有卡利古拉这个苏顿尼斯确切地称之为“凶神恶煞”的暴君，此人曾经在暴怒中吼道：“我希望你们罗马人只有一条脖子！”
塞内加本人也遭受过挫折。他受的培养是准备从政的，但是20岁出头就得了肺结核，缠绵病榻6年之久，精神极度悒郁，几乎自杀。由此而延缓了他的事业。等他进入政界，正逢卡利古拉权势越来越大时。即便这位国王被刺杀之后，塞内加的地位也一直是岌岌可危的。梅萨利纳女王的一场阴谋使完全无辜的塞内加遭到贬黜，流亡科西嘉岛8年。终于被召回罗马，却要他违心地接受一个罗马宫廷中最险恶的职务——阿格丽品娜的12岁的儿子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的导师，此人在15年后下令要他在妻子和全家面前自杀。
塞内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克服焦虑不安：
是“哲学”给了我生命，而这是我对它最起码的回报。
他的经历是一系列挫折的综合词典，而他的智慧就是对挫折的一系列回应。长年哲学的积累使他做好准备，能泰然面对尼禄皇帝的百人队队长扣响别墅之门时带来的灾难。
塞内加和苏格拉底的双头石雕
挫折的范围虽然很广——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而每一种挫折的核心却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从我们襁褓中就开始：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之愿。而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在他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这是最幼稚的冲突。我们找不到遥控器或钥匙、道路堵塞、饭店客满，于是我们摔门，拔花草，大吼大叫。
1. 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疯狂：
这是滑向精神错乱最快速的捷径。许多（盛怒的）人……咒他们的孩子不得好死，自己受苦受穷，家门败落，却不承认自己是在盛怒之下，就像疯子不承认自己精神错乱一样。……他们会同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无视法律……一切都用暴力解决……他们已经重病缠身，比其他一切坏事都严重。
2. 他们在心平气和时，可能道歉，解释说他们刚才为一种自己控制不了的强大力量所左右，也就是说，强于理智的力量。“他们”——意即理性的他们——本意并不要骂人，并为大喊大叫而后悔；“他们”控制不了内在的阴暗力量。发怒的人通过这样的解释诉诸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对思想的看法：把理性功能，也就是本真所在，描绘成常常会受到狂热的激情的袭击，理智对此既不能分辨，也不能负责。
这种说法与塞内加对思想的看法截然对立。他认为愤怒不是来自失控的感情爆发，而是来自理智本身的根本性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错误。他承认，我们的行动并不总是在理智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身上泼冷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打战；如果手指掠过眼睛，我们一定眨眼。但是愤怒不属于这类不自禁的生理动作，它只能在我们理性地持有的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发作；只要我们改变了思想，我们就可以改变发怒的倾向。
3. 根据塞内加的看法，促使我们发怒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和对他人持有过分乐观的观念，这种乐观达到危险的程度。
4. 我们对挫折反应不当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认为怎样算是正常。可能下雨违反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已经见惯暴风雨，不大可能因下雨而发怒。由于我们理解对这个世界能期待什么，由于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希望什么是正常的，我们的挫折感就得到缓解。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遏，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我们的盛怒来自那些侵犯了我们认为是生存的基本规则的事物。
5. 有了钱就可以指望在古罗马过相当舒适的生活。塞内加的许多朋友都在城里有大房子，乡间有别墅。里面有浴室、带廊柱的花园、喷泉、拼花装饰、壁画和镶金的躺椅。有成群的奴隶做饭、看孩子、整理花园。
6. 然而，在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中间似乎总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怒气。塞内加的那些富朋友们整天围着他怒气冲冲，埋怨生活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他观察他们之后写道：“富裕培养坏脾气。”
塞内加认识一个名叫维第乌斯·波利奥的富人，他是奥古斯丁国王的朋友。他的奴隶有一次在宴会上打碎了一只玻璃盘，维第乌斯特别讨厌打碎玻璃的声音，因而勃然大怒，竟下令把那个奴隶扔进鳄鱼池。
7. 这种怒气从来不是无法解释的。可以找到维第乌斯·波利奥愤怒的理由：因为他所信奉的世界里，宴会上是不打碎玻璃的。我们找不到遥控器就大喊大叫，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世界里，遥控器是不会乱放的。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后果却是悲剧性的。
8. 我们应该慎言慎行。塞内加设法调整我们的期望值，使我们遇到以下不如意的事时不至于咆哮：
当晚饭迟开了几分钟：
有什么必要把桌子踢翻，把酒杯摔碎？
把自己往柱子上撞？
当周围有嗡嗡声：
为什么一只别人懒得赶走的苍蝇，或是一只挡道的狗，或是仆人不小心把钥匙掉在地上，会让你这样怒不可遏？
当饭厅的静谧受到了干扰：
何必中止用餐去拿鞭子，就因为奴隶们在聊天？
生活必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必须顺应之。
恶人做恶事有什么奇怪？仇人害你，朋友惹恼你，儿子有过失，仆人行为不端，难道这些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我们若是不抱那么大的希望，就不会那么愤怒。
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载着229名乘客按正常班次从纽约飞向日内瓦。离开肯尼迪机场50分钟后，正当航空小姐推着服务车走在这架麦道11（MD-11）飞机的过道上时，机长报告称机舱内出现烟雾。10分钟后，飞机在雷达屏幕上消失。这架机翼有52米长的庞然大物坠入了沿（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风平浪静的大海中，机上的人无一生还。几小时前还是各有计划的活生生的人，如今救援人员已无法辨认。只见手提包在海上漂浮。
1. 假如说，我们不仔细考虑突发灾难的危险，从而为我们的天真付出代价，那是因为现实包含着两种令人糊涂的残酷的特性：一方面是世世代代的延续性和可靠性；一方面是无法预料的灾难。我们处在夹缝之中，一边是合理的召唤，让我们假设明天还会和今天一样；另一边是大难临头的可能性，从此生活再不能恢复原样。由于我们忽视后者的倾向十分强烈，塞内加请出了一尊女神。
2. 很多罗马钱币背面都刻有这位女神像，一手握山羊角，一手握舵桨。她貌美，经常身着薄衫，面带羞涩的微笑。她的名字叫“命运”，原来是司丰饶之神，是朱庇特的长女，每年5月25日全意大利的神庙都要祭祀她，无子女的和求雨的农夫都来朝拜她。但是她的辖区逐渐扩大，同财富、升迁、爱情和健康联系在了一起。羊角象征着她赐福予人的权力，舵桨则象征着她改变命运的更为凶险的权力。她可以广施恩惠，然后以吓人的速度改变舵桨的方向，脸上依然挂着不可捉摸的笑容，眼看着我们吞鱼骨而窒息至死，或者在一次泥石塌方中消失。
3. 由于我们受伤害最大的多半是意外事故，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预料到（“命运”女神没有不敢做的事），所以塞内加建议我们时刻心存灾难的可能性。任何人乘车出行、走下楼梯，或向朋友道别时，都要随时意识到发生致命意外的可能性，塞内加希望这种意识使事态既不可怕，也不突然。
我们应该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思想应该事先准备迎接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惯常发生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4. 若要证明多么轻易地可以让我们复归于无，只需举起手腕凝视片刻那流在脆弱的青绿色血管里的鲜血：
人是什么？就是那轻轻一碰就会破裂的血管……一具脆弱的、赤条条、生来没有防护的身体，有赖于别人的帮助，任凭命运的作弄。
5. 卢登努姆曾经是高卢最繁华的罗马居民区。它位于阿拉尔河与罗讷河的汇合处，得天独厚，正好是贸易和军事的十字路口。城里有雅致的浴室和剧院，还有一家政府的铸币厂。公元64年的8月里，一颗火星失控，酿成大火，迅速在狭窄的街道蔓延开去，惊慌失措的居民纷纷跳窗逃命。火苗扫过一家又一家，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整个卢登努姆从郊区到集市，从浴室到庙宇，都已化为灰烬。幸存者们披着沾满黑炭的衣服站在他们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豪宅前。火势如此迅猛，噩耗还来不及到达罗马，城市已成焦土。
你说：“我没有想到此事会发生。”当你知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当你见到它已经发生，你难道还认为有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吗？
6. 公元62年2月5日，同样的灾祸袭击坎帕尼亚省。大地震动，庞培的大部分倒塌了。随后几个月中，许多居民决定离开坎帕尼亚，移居半岛其他地方。他们的行动向塞内加表明，他们认为地上存在着完全安全的、命运之神达不到的地方，例如他们可能要去的利古里亚或卡拉布里亚。于是他提出以下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尽管在地理学上有些站不住）：
谁向他们许诺过，这片或那片土地更为坚实可靠？所有地方条件都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发生地震，以后也会有震动的。也许今晚，也许等不到晚上，就在今天，你稳稳站立的脚下那块土地就会裂开。你怎么知道那些地方今后情况会好些，命运之神已经耗尽了力气，对它无能为力？或者，那些在废墟上重建的地方从此会好起来？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可以免于灾难，那我们就错了……造物从来没有创造过一成不变的东西。
7. 在卡利古拉登上王位之时，罗马有一个远离政治的家庭中母亲失去了爱子。美蒂琉斯是一名前途远大的青年，还没有过25岁生日，他的死使他母亲痛不欲生。她退出一切社交活动，日夜沉湎在哀痛之中。她的朋友们关切地看着她，希望她能恢复常态，但是她没有。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她还没有丝毫节哀的迹象。三年以后她还是和在她儿子葬礼上一样以泪洗面。于是塞内加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先表示深切的同情，然后委婉地说道：“我们之间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就是悲痛是否应该这样深而无止境。”马尔恰是在对抗一件看起来可怕而罕见的事情——因其罕见，就更加可怕。她周围的母亲的儿子都还在，那些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在军队服役，或开始从政。为什么单单把她的孩子抢走？
8. 死亡的确不寻常，并且可怕，但是——塞内加大着胆子说——并非不正常。如果马尔恰把眼光从一个狭隘的圈子放开去，就可以发现一张长长的令人哀痛的名单，都是命运之神杀死的人之子。屋大维娅失去了她的儿子，还有利维娅、科涅利亚、色诺芬、保卢斯、卢修斯·庇布勒斯、卢修斯·苏拉、奥古斯都以及西庇阿，都失去了儿子。马尔恰避免把目光向过去扫视，于是就把这些事排除在她认为是正常的范围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危险的：
我们从不在恶事真正出现之前就已预料……多少葬礼从我们门前经过，但我们从不认真思考死亡。多少夭折发生过，但我们仍为自己的婴儿作长远打算：他们如何穿上托加(2)，如何在军队服役，然后继承父亲的财产。
孩子可能活下去，但是认为他们一定能够活到成年，甚至活到晚餐时刻，那就太天真了：
没有人给今夜打保票，不，我给的喘息时间太长了，甚至没有人给这一个钟头打保票。
把对未来的期望建立在或然率的基础上是危险的天真。只要是人类曾经遭遇过的意外，不论多么罕见，间隔的时间多么长，都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9. 正因为命运女神长时期的发慈悲有麻痹我们的危险，塞内加要求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想想她。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做一些预料。每天清晨，我们应该进行塞内加所谓的“预想”，把所有这位女神可能加于我们身心的痛苦思考一遍：
塞内加预想录
（智者）一日之计始于如下思考……
命运之神所赐无一物归我所有。
世事无常，公私皆然。
命运如旋风，城郭与人皆如此。
经过长年维护、辛勤劳动、托庇神佑而筑成之任何建筑，旦夕之间化为瓦砾。否，旦夕太长，灾祸来临如迅雷。帝国倾覆在一时、顷刻之间。
亚细亚、阿卡亚，多少城郭在一次地震中夷为平地？叙利亚、马其顿，多少市镇为大地吞噬？塞浦路斯又有多少次灾难造成颓垣败壁？
吾等生存其中，而周围事物皆必有一死。
汝生而终有一死，汝所生者亦终有一死。
一切都应在考虑之内，一切都应在预料之中。
10. 同样的思想当然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比如可以用更加冷静的哲学语言说：主体的能动作用只是其生命过程中决定事物的因素之一。但是塞内加还是愿意用一系列的夸张语法来表述（这一段结尾原文更加铿锵有力）：
每当有人在你身旁或身后倒下时，你要大声喊道：“命运之神，你欺骗不了我，你要乘我不备扑到我身上。我知道你的计划。诚然，你打击了别人，但我知道你的目标是我。”
Quotiens aliquis ad latus aut pone tergum ceciderit, exclama: ‘Non decipies me, fortuna, nec securum aut neglegentem opprimes. Scio quid pares; alium quidem percussisti, sed me petisti.’(3)
11. 多数哲学家不这样写作，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论点是合乎逻辑的，向读者表达的文风对效果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塞内加却对人的思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论点如鳗鱼：不论多么合乎逻辑，除非用形象和恰当的文风固定在人的思想中，它还是能从抓得不紧的头脑中溜走。我们需要用隐喻来引申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意思，否则我们就会把它丢在脑后。
命运之神的根源尽管非哲学而是宗教，她却是最完美的形象，可以使我们总是心存遭遇意外事故的可能，把一系列对我们安全的威胁合成为一个可怕的拟人化的仇敌。
这是一种感觉，感到公正的规则被侵犯了。这种规则规定，如果我们正直，就应当得到好报，如果我们是坏人，就应得到惩罚——这种公正的观念灌输在儿童最早的教育中，也见于多数宗教典籍中，例如在《旧约全书·申命记》中就说，义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被风吹散”(4)。
善→善报
恶→惩罚
当一个人行为正确而仍然遭遇祸事，就惑然不解，无法把这件事纳入公正的框架中。世界看来很荒唐。于是这个人就会在两种可能中徘徊：或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坏人，所以才受到惩罚；或觉得自己实在不坏，因此一定是对公正的管理发生了灾难性的失误，自己是它的牺牲品。对不公正抱怨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信念：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公正的。
1. 公正的意识对马尔恰并无帮助。
2. 这一意识迫使她摇摆于两种感情之间：一种是虚弱的感觉，认为儿子美蒂琉斯被夺走是因为自己坏；另一种是对全世界强烈的愤慨，认为自己一直本质上是好人，而儿子却死了。
3. 但是我们的命运并不总能用我们的道德价值来解释；我们可能受诅咒，或受祝福，其后面并没有什么公正。并非我们所有的遭遇都与我们的为人有关。
美蒂琉斯之死并不是因为他母亲坏，他母亲是好人，但他还是死了。也不能因此说这个世界不公。用塞内加的形象来说，他的死就是命运之神所为，而这位女神并不是道德裁判员。她并不像《旧约全书·申命记》(5)里的上帝那样评估她的牺牲品，然后论功行赏。她在加害于人时在道德上是盲目的，就像龙卷风一样。
4. 塞内加知道自己体内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冲动，要按照一种误导的公正的模式来解释失败。公元41年初克劳狄登基时，梅萨利纳皇后想要除去卡利古拉的姐妹尤里安·列维拉，塞内加成了这桩阴谋中的一个卒子。皇后指控尤里安与人通奸，并诬陷塞内加为其情人。顷刻间，他失去了家庭、钱财、朋友、名誉，政治生涯也从此断送，并被流放到科西嘉岛，那是广袤的罗马帝国中最荒凉的部分。
他可能会经历这个阶段：时而自责自艾，时而满腔怨恨。他也可能自己后悔看错了梅萨利纳的政治立场，对自己的忠诚和才干受到克劳狄如此回报十分怨恨。
这两种情绪都是基于一幅道德宇宙的图景，在那里，外部环境反映内部品质。他想起了命运之神，就从这种惩罚性的模式中解脱了出来：(www.xing528.com)
我不允许命运之神对我作出判决。
塞内加政治上的失败不必解释为对自己罪孽的报应，这并非洞察一切的上帝坐在天庭上审查所有证据后发布的理性的惩罚。这只不过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皇后的阴谋的副产品，残酷而道德上毫无意义。这样，塞内加不但自己与贬黜拉开距离，而且他曾一度拥有的皇室大臣的身份也配不上他的功劳。
命运之神的干预，不论是仁慈还是凶恶，使人的命途无常。
这是一种对于情况不能确定的焦躁不安的状态，我们希望情况好转又担心它恶化。这种情绪最典型的后果是使人不能享受本应是快乐的事：文化的、性爱的，或是社交的。
即使在壮丽的景色中，还会因私下担心其覆灭而焦虑不安，可能宁愿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
1. 传统的安慰的方式就是说宽心话。告诉焦虑的人他过虑了，事情一定会如愿的。
2. 但是这种宽慰可能是对焦虑最残酷的解药。我们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有双重作用：既使焦虑的人对最坏的情况毫无准备，又无意间暗示果真最坏的情况出现，将是大祸临头。塞内加的做法比较明智，他要我们想到坏事大概是会发生的，但又说其实这些坏事也未必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坏。
3. 公元63年2月间，塞内加的一位在西西里当公务员的朋友卢西琉听说有一桩告他的案子，可能危及他的事业，永远玷污他的名声。他写信告诉塞内加此事。
哲学家回信道：“你可能期待我劝你想象一个喜人的结局，安心在希望中等待。但是我要领着你通过另一条道达到心灵的平安。”——以下就是他的劝告：
如果你想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
塞内加担保，一旦我们理性地看待事与愿违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发现它实际包含的问题比所引起的焦虑要轻得多。卢西琉有理由难受，但用不着为之发狂：
如果你官司打输了，充其量不就是流放或入狱吧？……“我可能沦为穷人”，那么我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可能被流放”，那我就把我要去的地方看作我本来的出生地。“他们可能给我上镣铐。”那又怎样？我现在难道就丝毫不受束缚吗？
囹圄之苦和流放固然是坏事，但是——这是立论的关键——再坏也坏不过绝望的卢西琉在对其焦虑作冷静的分析之前所担心发生之事。
4. 由此推论，对于担心会失去财富的富人，千万不要拿大概他们不会破产这类话去宽慰他们。应该让他们在一间不避风雨的房间里住几天，只靠清汤和不新鲜的面包充饥。塞内加听从一位他最喜爱的哲学家的告诫：
伟大的享乐主义导师伊壁鸠鲁常常在某一个时期过一段极端艰啬、刚够果腹的生活，目的是看看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劲去弥补亏空。
塞内加预言，那些富人将会有重大发现：
“这真的是我所害怕的情况吗？”……每一次忍受三四天（这种贫困生活），有时还可以多几天……我敢说……你们将理解，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并不靠财富。
5. 许多罗马人发现宣传这种理论的塞内加自己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感到惊讶，甚至可笑。塞内加在40岁出头时通过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购置别墅和农场。他吃得很好，而且养成了对昂贵家具的喜好，特别是带象牙腿的香橼木桌子。
他讨厌人家说他的行为有点非哲学：
不要阻止哲学家致富；没有人判定智慧必然贫穷。
接下去是动人的实用主义：
我鄙视财富领域中的一切，但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将选择其中比较好的那一半。
6. 这不是伪善。斯多葛主义并不提倡贫穷；它提倡的是我们既不害怕也不鄙视贫穷。它认为财富——用技术名词来说——是一种优先产品，既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罪恶。斯多葛派人士可能接受命运女神的恩赐和愚人一样多。他们的房屋也可以一样大，家具一样漂亮。而确定他们的智慧的只有一点：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贫穷。他们会泰然离开他们的华屋和奴仆，没有愤怒，没有绝望。
7. 智者应该能够泰然离开命运女神一切恩赐，这是斯多葛派最极端而奇特的要求，因为命运女神所赐不仅是房子和钱财，还有朋友、家庭，甚至我们的身体。
智者什么也不会失去。万物皆备于他一身。
智者是自足的……如果他因疾病或战争而失去一只手，或者某种意外事故使他失去一目或双目，他会满足于剩给他的那些。
这似乎有些荒唐，除非我们对塞内加所谓的“满足”一词的理解加以提炼。我们失去一只眼睛不会感到高兴，但是即使失去眼睛，生活也还能过下去。有正常数目的眼睛和手是优先产品。举两个例子：
智者不会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妄自菲薄，但是他还是宁愿长得高大。
智者可以没有朋友而生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足的，但这不等于他愿意没有朋友。
8. 塞内加的智慧不仅是理论上的。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时发现他的一切奢华生活丧失于一旦。那个岛从公元前238年起就属于罗马，但是没有得文明之利。岛上少数的罗马人活动范围不出东端的两块居住地：阿莱里亚和马里亚纳，塞内加不大可能会被允许住到那里面去，因为他曾诉说在当时耳之所闻莫非“蛮语”。而且他的名字还与岛北端的一座凶宅相联系，那建筑自古以来就有“塞内加之塔”之称。
可以想见，那里的生活条件与罗马成痛苦的对比。但是这位前罗马的富有的政治家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说，他已努力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那要归功于他多年来每天早晨的静思和定期的只进清汤的节食生活：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即使在她似乎愿意和平相处之时也没有。我把她所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那些东西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1）来自无生命的物体
一支铅笔从桌上落地，或者抽屉柜打不开，都使人感到自己的愿望被有意挫败。这种无生物所带来的挫折感还掺杂着受蔑视的感觉。那物件好像在表示对本人自以为拥有，并为周围的人所认同的聪明才智和地位并不买账。
（2）来自有生命的物体
印象中他人在默默地嘲笑自己，因而感到十分痛苦。
我来到一家瑞典的旅馆，一名工作人员送我到房间时主动要帮我拿行李，他笑着说，“这对你这样的男人来说实在太重了”，他特别对“男人”一词加重语气，暗示相反的意思。他长了一头北欧人的金发（也许是滑雪运动员或者猎鹿人，若在古代就是一名武士），表情坚决。“Monsieur(6)会喜欢这房间的，”他说。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称我为“Monsieur”，明明知道我是从伦敦来的。他还用“会”字，带有命令的味道。等我发现这房间外面车声喧哗，不堪其扰，淋浴器不灵，电视机又坏了，他这种说法就更加不符事实，明显是阴谋。
平时腼腆、文静的人如果感觉到被人狡猾地嘲弄了，会怒火中烧而暴跳如雷，做出残忍之事——甚至杀人。
1. 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很容易认为这种伤害是故意造成的。我们很容易把两个本来是以连接词“并且”联起来的短语变成用目的词“为了”联起来。本来是“铅笔从桌上落地，并且我很恼火”，变成了认为“铅笔从桌上落地是为了要使我恼火”。
2. 塞内加收集了一些这类自以为受无生命的物体迫害的例子。希罗多德的《历史》提供了一例：波斯王居鲁士，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有一匹漂亮的白马，他经常骑着上战场。公元前539年春天，居鲁士王希望扩张他的领土，向亚述人宣战，并派出一支庞大的军队直奔其位于幼发拉底河岸的首都巴比伦。行军一直很顺利，直到他们来到格底斯河边。这条河从马蒂恩山上流下来，注入底格里斯河，是有名的险流，夏天也是如此。而此刻，河水是褐色的，浪花飞舞，正因冬雨而暴涨。国王的将军们建议暂缓进行，但是居鲁士不为所动，下令立即过河。但是正当人们在准备船只时，居鲁士的马乘人不备跑开，想要游过河去。它为激流翻倒，冲到下游，死了。
居鲁士脸色煞白。这条河竟敢夺走他的神圣的白马！这匹武士之马曾经把克劳苏斯夷为平地，令希腊人闻风丧胆。他咆哮如雷，指天发咒，在暴怒中决定报复这条大胆妄为的格底斯河。他发誓要惩罚这条河，把它削弱到连妇女也能蹚过去而不湿膝盖。
于是居鲁士王把扩张帝国的计划放在一边，把军队分成两大队，在河的两岸各划出180条流向不同的小河道，下令士兵挖掘。他们挖了整整一个夏天，士气全消，迅速战败亚述人的希望破灭了。工程完毕后，格底斯河变成了360条小溪，水流迟缓，惊讶不已的当地妇女果真都能穿过，连裙子都不必提起。波斯王的怒气平息了，于是下令他的筋疲力尽的军队继续向巴比伦进军。
3. 塞内加也收集了类似的自以为受有生命的物体迫害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关于叙利亚的罗马总督皮索的。他是一位勇敢的将军，但是有着烦躁的心灵。有一次，一名士兵休假回来，与他同行的朋友没有一起回来，他说不知道朋友哪里去了。皮索就认定这名士兵是在说谎；他一定是杀了他的朋友，为此应该偿命。
被判死刑的士兵发誓说他没有杀任何人，并哀求给一点时间进行调查，但是皮索自以为高明，下令立即行刑。
但是，正当负责此事的百人队队长准备砍掉那士兵的头时，那失踪的伙伴到达了军营门口。整个军队自发地欢呼起来，百人队队长松了一口气，下令取消行刑。
皮索却对这一消息不那么高兴。他听到欢呼声，认为那是嘲笑他的判断力。他怒气冲冲，脸涨得通红。盛怒之下，竟下令把两个士兵都杀了，而这两个士兵一个并没有杀人，一个没有被杀。还因为此时他感到自己受到迫害，迁怒于百人队队长，下令把他也处死了。
4. 叙利亚总督立即把士兵的欢呼看作想要破坏他的权威，质疑他的判断力。居鲁士立即把河水淹死他的马看作故意谋杀。
塞内加对此类错误判断有一种解释；那是由于像居鲁士和皮索这样的人的精神中存在着某种卑下的品质。他们总是预料要受辱，其背后实际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伤害的恰当的目标时，那就很容易相信确实有人或有东西在设法伤害我们。
“某人今天没有同我谈话，可是他同别人谈话了”；“他傲慢地拒绝同我谈话，或者公开取笑我的话”；“他没有让我坐在贵宾席，还让我坐末座”。
所有这些可能都出于完全无心的原因。他今天没有同我谈话，因为他想下星期见我。他看来在取笑我，其实只不过脸上有点发痒。但是一个精神卑下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这样的解释。
5. 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为我们的第一印象加一层防火罩，拒绝根据这一假设贸然行动。我们一定要自问：别人不回信，是否必然是为了惹恼我们而故意怠慢；钥匙不见了，是否必然是被偷了：
（智者）不把错误的解释强加于一切事物。
6. 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塞内加在给卢西琉的一封信中作了间接的解释，那天他读到哲学家赫卡通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我要告诉你我今天（在他的著作中）喜爱的一段话：“你问我有哪些进步？我开始成为我自己的朋友。”这真是极大的好事……你可以肯定，这样的人一定是全人类的朋友。
7. 有一个简便的法子衡量一个人内心卑下，或是对自己友善的程度：可以检验一下我们对噪音的反应。塞内加住在一座体育馆附近，墙很薄，吵嚷声不断。他向卢西琉这样描述他的烦恼：
想象一下，我耳边有多少种噪音在回响！……例如，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先生在练习掷铅球，当他用劲，或假装用劲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吼声；每当他松口气时，我可以听见他那高频率的咝咝喘气声。我再把注意力转向一位不在活动而在享受普通的、廉价的按摩的人，我可以听到手掌拍打他的肩膀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间或出现的流浪汉或小偷被抓住的声音，喜欢在洗澡时欣赏自己声音的人的引吭高叫……被拔头发的人的刺耳尖叫……还有糕点小贩的各种叫卖声，卖香肠的，卖糖果的，人人都争相叫喊以吸引伙食房的注意。
8. 对自己不友善的人很难想象小贩高声叫喊就是为了卖糕点。罗马一家旅店的底层的建筑工人可能是假装在修一堵墙（1），其真实意图是故意招惹楼上那位正在读书的人（2）。
卑下的解释：建筑工人敲打是为了要让我恼火。
友善的解释：建筑工人在敲打，同时我感到恼火。
9. 为了使自己处闹市而心静，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吵闹的人对我们全然不识。我们应该在外界噪声和内心的应受惩罚感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我们不应把对他人的动机的悲观的解释注入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场景之中。这样做了之后，噪音仍然使人不愉快，但是不必激怒我们。
但求室内安然无扰，任凭室外疯狂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就不多了。我们的聪明的动力在于经常提问：“现存的是否必然如此？”于是产生了政治改革、科学进步、关系改善，以及写就了优秀的著作。罗马人最长于不认输。他们讨厌冬天的寒冷，就建了地下取暖系统。他们不愿走泥地，就铺路。公元1世纪中期，住在普罗旺斯尼姆城的罗马居民决定要得到比自然赐予他们的更多的水，于是花了1亿塞斯特斯建立起一项工程，成为人类反抗现状的出色的象征。罗马工程师们在尼姆的北部乌采斯附近找到了足以供应他们城市的浴室和喷泉的水源，于是制定引水规划，筑高架水渠、铺地下管道，让水穿过山岭、峡谷，经50英里到达本市。当工程师们遇到加尔河的深谷时，他们没有在自然的障碍前气馁，而是筑起了一条庞大的三层渠道，360米长，48米高，日引水量达35000立方米。这样，尼姆的居民就永久摆脱了浅水沐浴之苦。
可惜，那些孜孜以求，探索变革的心理官能很难知所止。即便在没有希望改变现实时，它们仍不断在心目中展开变革的场景。为了促发足以鞭策我们去行动的能量，就用一阵阵的难受——焦虑、痛苦、愤慨、受刺激——来提醒我们现实很不如意。但是如果我们随后不能实行改良，如果我们失去了平静却不能改变河道，那这一阵阵的难受就毫无意义。所以，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斯多葛派还用另一种形象来比喻我们的生存状态；有时能实行一些变革，但永远必须服从外在的必然。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绝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这一比喻是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和克里西波斯创造，罗马主教希波吕托斯报道的：
当一条狗拴在一辆车上时，如果它愿意跟着走，它就被拉着，同时跟着走，这样它自发的行动与“必然”巧合。但是如果它不想跟着走，反正它也得被迫跟着走。人也是一样：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得被迫跟着命定的道路走。
狗当然希望随意到处跑。但是，如芝诺和克里西波斯的比喻所暗示的：如果它不能，那么不如乖乖地在车后面跟着跑，而不要被车子硬拽着以至于绞死。
如塞内加所说：
牲口跟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任何缰绳都是顺着它伤害少，而越逆着它挣扎伤害越大。对压顶而来的恶事唯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向必然低头。
为减少我们对违背我们意愿的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是套着绳索的。智者知道什么是必然，立即顺从它，而不徒耗精力去抗议。一位智者听说他的行李在转运中遗失了，他几秒钟之内就放弃了。塞内加讲述了斯多葛派对丧失财产的反应：
当芝诺收到一次海难的消息，知道他的全部行李都丢失了时，他说“命运之神要我做一个负担轻一些的哲学家”。
这看起来像是一副消极无为的药方，鼓励人向一切挫折低头，而其中有些是有可能克服的。它可能让我们连一座小型水坝也无心去建，例如像加尔桥北几公里处波耳内日那样的水坝，只有17米长，4米高。
但是塞内加的论点比这深刻。把并非必然的事当作必然接受下来同对必然的事进行反抗一样不合理。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作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不论我们与绳索拴住的狗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有一点比狗优越，那就是我们有理性，而狗没有。所以狗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让绳子拴着，也不理解车子的移动和它脖子痛之间的关系。方向的变换使它糊涂，它很难捉摸出车子走的路径，因此只能不断忍受阵阵的疼痛。但是理性能使我们用理论准确地推算出车子的路径，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通过与必然之间保持适当的松弛而增加自由感，这种机会在所有的生物中唯我们所独有。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心甘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公元62年2月里，塞内加碰到了一桩不可更改的现实。尼禄不再听这位老导师的话，他躲避他，鼓励宫廷中对他的毁谤，而且任命了一名嗜血成性的行政长官提格林努斯帮他任着性子滥杀无辜和进行性虐待。在罗马大街上把处女抢到皇帝的寝宫中。元老院议员的夫人们被迫参加祭神狂欢仪式，目睹她们的丈夫被杀死。尼禄夜间微服上街游逛，在偏僻街道上割断普通行人的喉管。他爱上了一名男孩，希望他是女孩，就阉割了他，然后进行一场玩笑的婚礼。罗马人讥讽说，如果尼禄的父亲多米提乌斯当年同那样的“女人”结婚的话，现在罗马人的日子会好过些。塞内加意识到自己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就企图退出宫廷，住到罗马郊外的别墅中去过平静的日子。他两次提出辞职，尼禄两次拒绝，热情地拥抱他，发誓说他宁死也不离开他亲爱的导师。塞内加的阅历中没有任何事足以使他相信这种许诺。
于是他求助于哲学。他不能逃脱尼禄，既然他不能改变，理性就叫他接受。在那几年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致力于研究自然，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地和星球的书。他仰望苍穹和天上的星座，研究无边的大海和高山峻岭。他观察闪电，探索其成因：
闪电是一团压缩的火猛烈甩出来。有时我们双手捧起水，然后合掌把水挤出，起到水泵的作用。假设类似的现象发生在云端。由于空间狭窄而挤压云层，挤出了云层间的空气，强大的压力点着了空气，并像弹弓一样给射了出来。
他研究地震，认为是被压在底层内的空气找出路的结果，是一种地质的胀气。
在证明地震是由于空气移动的结果的诸多论据中，你们应特别提出以下这一条：当一次大地震发泄了对城市和国家的怒气之后，紧跟着不会有同样大的震动。在大震之后，通常只有较轻的余震，因为第一次激烈的震动已经给挣扎的空气打开了出口。
塞内加的科学理论有误，这不重要；更加有意义的是，一个生命随时都可能被一名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的皇帝结束的人似乎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中得到极大的宽慰——也许正是强有力的自然现象提醒我们认识到一切我们无力改变的、必须接受的事物。冰川、火山、地震、龙卷风都是令人敬畏的、超人的象征。在人类世界，我们相信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有希望，有忧虑。而海涛兀自拍岸，彗星兀自划过夜空，显然说明存在着完全漠视我们愿望的力量。这种漠视非独自然界为然，人也能向他的同类施以同样盲目的力量，不过自然界能够以最优雅的方式教训我们必须服从必然。
隆冬带来严寒，我们必须颤栗。夏天带着溽暑回来，我们必须出汗。气候反常损害健康，我们必须生病。在某些地方我们可能遭遇野兽，或者比野兽危害更大的人……我们无法改变事物的秩序……我们根据这一自然规律调整自己的灵魂，使它们顺应它，服从它……凡是你不能改变的，最好忍受下来。
塞内加第一次向尼禄递了辞呈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自然的书。他获得了3年时间。然后，公元65年4月间皮索反对皇帝的阴谋败露了，一名百人队队长受命来到哲学家的别墅。他对此是有准备的。上身袒露的保丽娜和她的侍女们可能泣不成声，但是塞内加已经学会顺从地跟着车子走，没有抗议就割了手腕。正如他在马尔恰痛失爱子时劝过她的：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1) Pasha，土耳其高级官员的称谓。——译者
(2) toga，古罗马儿童到14岁时穿的成人服装。——译者
(3) 即左文的拉丁原文。——译者
(4) 此处疑有误，这段引文应出自《旧约全书·诗篇》。——译者
(5) 如前，此处《旧约全书·申命记》应为《旧约全书·诗篇》。——译者
(6) 法语，意为“先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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