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魏书·西域传》载，于阗“貌不甚胡，颇类华夏”[5]，说明于阗与中原文化上的交流在先秦时期即已进行。西域与中原取得联系，主要归功于先秦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自其开辟伊始即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荟萃、融合的枢纽。据史书载，周朝时，乐器已达70余种，尚处于游牧经济的西域民族在与中原文化交往中，不可避免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曾带了一个盛大的乐队到中亚，将笙、簧、琴、瑟、竽、龠、荻、钟、建鼓、建钟、筦等十二种乐器带到了中亚，其中笙、簧等乐器已被中亚古代民族所掌握”[6]。中原音乐西渐，自公元前10世纪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公元前623年，秦国缪公曾将女乐26人送给西戎。这里记载乐人的西流，只是极少数，但可以肯定一定有许多的音乐人才流入西域。至公元前4世纪，绿洲丝路已经成为中原至西方的主要通道，“在这条交通线上，喧嚣过内怀激奋的金戈铁马，驰骋过雍容华贵的政治使节，躜行过风尘仆仆的商运驼队和舍身求法的虔诚僧侣”[7]。这些不速之客曾为新疆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音乐文化也当属其列。另，《西凉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在宫中“作于阗乐”之事，说明在丝绸之路正式成为国际商道之前，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大道首先是一条“音乐运河”，沿着它，中原的乐舞传入西域，西域的乐舞也传入了中原。当时的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二路。出阳关到楼兰，再至于阗为南路。南路过于阗后分两条支路：一是由皮山（今和田所辖一县）西南入克什米尔地区；另一条经皮山西北至莎车、疏勒，越帕米尔至大月氏。另据《维吾尔族简史》载：“古代东、西方贸易发展起来后，于阗城曾经是‘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城镇之一，它地控‘丝路南道’的要冲，在中国和印度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8]可见，此时于阗等地区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通的汇集之地。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后汉书·西域传》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9]由此，繁盛之势可见一斑。有关汉晋时期的西域音乐，现存的新疆石窟壁画中多有描绘。我们通过分辨真伪得出，当时的乐器已有弦鸣乐器五弦琵琶、曲项琵琶、阮咸、竖箜篌、凤首箜篌、筝；气鸣乐器有笛、筚篥、唢呐；膜鸣乐器有羯鼓、腰鼓、答腊鼓；体鸣乐器类有拍板等。我们从石窟残存壁画中可以见到14种乐器，其中，笙、箫、拍板皆来自中原，竖箜篌、曲项琵琶来自西亚，凤首箜篌来自印度。由此可见，当时周源民族或国家的乐器都渐传至西域，为西域音乐的发展注入了营养。
现在很多木卡姆学者都已证明，维吾尔木卡姆与以龟兹乐为首的汉唐大曲[10]有着渊源关系。据载，龟兹乐自公元4世纪开始出现，至7世纪已达到鼎盛时期。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曰：“管弦伎乐，特善诸国。”[11]其流传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从现存新疆石窟残存壁画中可以觅得24种乐器，其中弦鸣乐器类中有五弦琵琶、曲项琵琶、三弦琵琶、四弦阮咸、竖箜篌、凤首箜篌、筝；气鸣乐器有筚篥、双筚篥、唢呐、排箫、笙、笛；膜鸣乐器有羯鼓、腰鼓、答腊鼓、鼗、大鼓；体鸣乐器有铜、贝、拍板等。据周菁葆研究，龟兹乐中的乐器编制在现今维吾尔木卡姆音乐中得到继承。如在弦鸣乐器中，现今使用的热瓦甫、弹拨尔（弹布尔）等弦乐器都是五根弦，显然与龟兹乐中的“五弦”一脉相承。膜鸣乐器类中，现今使用的纳格拉鼓是从龟兹乐中的羯鼓演变发展而来的。气鸣乐器类中，现今使用的巴拉满正是龟兹乐中的筚篥，乃依正是龟兹乐中的笛。[12]周吉、万桐书等木卡姆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
在结构方面，周菁葆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琼乃额曼”的结构与龟兹乐的结构进行比较后指出：“龟兹乐中这种歌曲—解曲—舞曲的音乐结构，与现今维吾尔木卡姆有密切联系。”[13]周吉在文章中将当今的维吾尔传统音乐特别是十二木卡姆音乐与宋代古曲《瑞鹧鸪》[14]音乐进行了乐调比较研究，而后得出结论：“乐曲《瑞鹧鸪》的乐调恰恰是纳瓦调（笔者注：木卡姆中所存在的乐调）省略了半音变化音及中立音的‘简（异）化形式’。”[15]周吉在另一篇论文中也证明：“现代维吾尔族木卡姆与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16]可见，以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都雄辩地证实了古代西域大曲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乐律方面，周菁葆指出：“龟兹乐是纯律与五度相生律并存，而且具有四分之三音，其音律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交叉并存的……现今维吾尔木卡姆的律制，也是这种情况”，“经过测音数据证实：喀什木卡姆的音律近于纯律或四分之三音，尚有五度相生律的特点……这说明，维吾尔木卡姆继承了龟兹乐的传统，维吾尔木卡姆与龟兹乐有着血缘关系。龟兹乐对现今木卡姆音乐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17]据此，我们认为，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各种版本在乐律乐调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应该是受到龟兹乐的深入影响。
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言：“传统是一条河流”“随着时间而流变的中国音乐可以比作从远古一直流到现在的大河。如果说吴淞口的入海处是这条长江的今天，我敢不限次数地再三宣布：这里的宽阔江面中有的是来自源头、来自金沙江等地的活水。”[18]无独有偶，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在与中原音乐文化及西域其他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虽然时间已很久远，但中原音乐文化与西域其他地区音乐文化的优秀因子仍然保存在今天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中，诚如周吉所言：“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西域乐舞和维吾尔木卡姆音乐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诚如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所言：“传统是一条河流”，“在当代维吾尔木卡姆音乐中，必然存在着维吾尔人的先民所创造的西域乐舞的影响和痕迹。”[19]因此我们说，正是这些优秀文化因子的滋养，才造就了现今“多元一体”“混合性”的优秀文化遗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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