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木卡姆在实验音乐民族志中的缺失

就我国而言，自从“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起至今，就有诸多学者质疑我国长期以来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并引起过一番争论。譬如，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杜亚雄于1985年就提出：“许多搞民族民间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14]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家把‘资料的收藏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在我看来资料是搜集成果而不是研究成果。因为民族音乐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不能满足于资料，而是要透过通过调查得出的资料表现出的表面现象揭示民族音乐中具有规律性和本质的东西。”^[15]另一种观点则对此质疑：“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16]与此相应者也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的性质。”^[17]此乃民族音乐学引入我国初期一些学者针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取向而提出看法和质疑。然而，待到民族音乐学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有些学者则结合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最新研究理念进一步质疑和反思我国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状况。典型者如澳籍华人音乐学家杨沐所指出的：“在欧美学术界，学术研究向来强调论题（issue）研讨，音乐人类学界也不例外……在强调论题研讨的趋势中，不带分析研究的单纯描述型的音乐文化志、调查报告和综述、概述固然可以说是学术考察或者情况总结的成果，但通常却不被看做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然而国内学界却没有这样的共识，一些学术刊物的编辑或院校里的教师甚至自己都没有这样的学术意识，也就谈不上据此来分辨论文类别、评判论文质量或指导论文写作。”^[18]此为学者针对我国当前民族音乐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而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学者还针对此种研究成果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评判。譬如，杨殿斛针对该种情况指出：“民族志个案调查仅仅是为描写而描写，没有阐释和人文价值意义的提炼，再多的民族志只是量的积累而不能有质的变化，价值和意义不大。”^[19]此观点也是与上述论述如出一辙，认为仅有描述而无文化阐释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仅仅是处于民族音乐学的传统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的“浅描”阶段，远未达到民族音乐学的实验民族志所追求的以文化阐释为旨归的“深描”阶段。因此，该种研究成果的价值并不大，同时也说明了我国以描述为旨归的科学音乐民族志向以文化阐释为旨归的实验音乐民族志的转型已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列举上述学者针对当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现状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其目的并非针对各位学者之观点的优劣而进行褒扬或贬斥，也并非故意彰显哪位学者之观点的合理与否，而是想通过列举各位学者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提出的一些观点来引起学界的关注，反思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激活在研究过程中所忽略的知识盲点，开阔学术视野，进而推动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朝着多元化、深入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和引起的争论，我国当前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才呈现出多元发展之态势。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总结的：“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成果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旨归人类文化的视野。”^[20]目前我国音乐学界既有典型的音乐方志集成（如十部集成志书等），又有科学音乐民族志之范本（如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周吉的《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等），还不乏实验音乐民族志成果的问世（如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张振涛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等），这些即为我国音乐民族志之多元并存的有力佐证。(www.xing528.com)

上述文论是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的总结，然而我国各地方的乐种、歌种、曲种等也会因各地学者学术视野的宽狭而呈现出研究成果不尽一致的面貌。本文以当前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研究现状为例，按照当代实验音乐民族志的方法论要求，对其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维吾尔木卡姆今后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