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个部分对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音乐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然而，就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发展而言，学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把“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入我国的音乐学家王光祈视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因为王光祈曾于1927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学，师从著名比较音乐学大师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他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音乐研究，其撰写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西音乐之异同》《东方民族之音乐》等均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代表性著作。直至1980年，“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才作为一门学科为中国音乐学界所接受。同时，这也标志着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确立。30余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诚如青年学者杨殿斛所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风格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指归人类文化的视野。”[12]可以说，这是对民族音乐学自引进我国以来发展现状最恰如其分的总结。
毋庸讳言，1980年民族音乐学在我国正式确立并运用于研究，加之西方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理论的大量引入，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之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的方志集成向音乐民族志阶段的转型。前者方志集成的典型当属1979年于全国发起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十部集成志书是以省、自治区为音乐区划标准，按照传统音乐的类别进行分区分类编撰，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1986）、《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乌兰杰著，1985）、《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1997）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2003）、《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著，1997）等也是乐志集成的代表性著作。后者以20世纪90年代由香港著名音乐学者曹本冶领衔，数位大陆学者参与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所形成的一系列音乐民族志性质的著作为代表，如《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2011）、《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礼仪音乐》（周吉著，1999）以及《白族音乐志》（伍国栋主编，1992）等。(www.xing528.com)
就我国当前的音乐民族志著述来说，杨殿斛先生将其分为两类[13]：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如曹本冶领衔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项目中的系列民族志专著成果；另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如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洛秦《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和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等，均为实验音乐民族志的代表作。事实上，该种状况说明当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式——科学音乐民族志和实验音乐民族志是并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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