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书名下的创新理论与观点

这是从我120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部分内容形成的一本专著，而不是一本论文集。它是对我20多年理论研究历程的梳理和见证。

对于新事物的应对往往有两种思路，其一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即“后面追” 。这属于跟在屁股后面走，出现一种事物就跟踪一种事物。这种思路成本高效果差。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即“前面领”。这属于跟着规律走，通过对事物发展、应用趋势的分析，找出规律，前瞻性地占领新事物发展和应用的制高点。这种思路成本低效果好，是应对新事物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捷径”。不敢说自己先知先觉，但自己的研究一直是这么做的。依靠自己工科（山东工程学院工学学士）、管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文科（北京广播学院文学硕士）和传媒（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学博士）的跨学科教育背景所形成的文理兼蓄、较为完善的思维优势，依靠自己长期在媒体一线进行理论与实践互动，在宏观政策与中微观实际相结合上积累了较强的能力，对媒体融合规律、互联网传播规律、科技发展趋势有直接的体验和判断所形成的实践优势，自己侥幸成为国内媒体融合、跨媒体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先行先试者，在这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的电视工作经历是从1994年开始的，先是在山东淄博有线电视台当记者，1998年到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2001年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工作，2002年通过公开选拔到北京市大兴区广播电视中心工作，2010年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3年调到北京电视台，2018年离开电视系统。我国是中央、省市、地市、区县四级办电视，24年里我在四级电视台都经历过。长期在电视实践一线工作，让我对一线的变化有着较高的敏感性，时刻想着能够把一线改革的经验提炼出来；让我对一线的需求有着较高的敏感性，时刻想着怎么才能把最新的理论、方式和方法引进来，解决一线遇到的问题。这种研究的经历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在淄博有线电视台当记者的我到一家广告公司采访，从他们的一本广告杂志里发现了一篇关于CIS的文章。尽管对CIS还不太懂是什么东西，只感觉到它是好东西，肯定会对电视有所帮助，所以就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为了搞清楚什么是CIS，我到处找企业界的朋友请教，但基本上没有人说得清楚。我又跑遍了淄博的书店，也没买到相关的书，最后托人从北京才买到。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关于电视节目运作引入CIS的设想》，这篇论文在同年举办的山东省首届新闻学术年会上获优秀奖，并以《CIS与电视节目运作》为题全文发表在《中华新闻报》上。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是我事业发展到今天这一程度的基础。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对媒体研究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不断获得新的成果。

一方面，根据对规律的把握，我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观点，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

2016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5G是电视发展的最后风口的观点。5G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促进电视由单一功能向多重功能转变、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传播转变的工具，更是使电视与受众发生深层次关系的渠道。5G的出现，导致“生活即内容，关系零距离”，为受众天然地追求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传递效果增加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让节目内容与受众生活状态融为一体。电视媒体必须对5G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未雨绸缪，抓住这一最后的风口，否则会在未来的竞争中陷入更大的被动。

2015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TV+”是未来电视发展主要方向的观点。电视媒体通过TV+受众主体思维、企业家思维、产业链思维和技术驱动思维，可以超越电视媒体本身的范畴，涵盖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内的各个创新主体。一方面使各种要素资源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另一方面使自己的品牌力、影响力向经济社会的各领域渗透、拓展，从而形成更具市场力、创新力和生产力的，以电视媒体为逻辑基础、达成路径和实现工具的传媒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014年3月，提出了三线立体互动传播的新概念。按照传播新规律、受众行为心理新特点，着力打造基于电视传播的一条场内传播线、分别基于新渠道新技术新方式和一般性活动的两条场外传播线三线互补互促、立体互动的传播格局，从而保证电视媒体能够吸引和稳固受众，促进电视媒体与受众发生深层次关系。

2012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广播电视零距离演播室的理论。广播电视媒体要利用各种手段推倒“演播室与受众之间的墙”，做到演播室与受众零距离，使节目既从节目形式和内容上做到“贴近”，更从受众的心理上做到“贴近”。

2012年还提出了TV3.0的理论，对未来电视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受众随时随地能够使用电视，能够把自己制作的内容提供给电视，能够利用电视从事各项工作，能够对电视活动的优劣做出评价，等等。更重要的是，受众能够由单纯地看电视变为用电视，通过电视这一平台，与各种网络和平台实现无缝连接，从而无障碍地享受各种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007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媒体仰视百姓的理念。媒体要充分挖掘受众的主体性，把受众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受众为核心，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层次和心理特征而不是新闻传播者的喜好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传播活动。

2007年在国内率先提出社会评价的网络影响力指标，在国内乃至世界首次从网络角度对社会评价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了基于网络影响力的社会评价体系。

2007年在国内还率先提出手机记者的概念，认为那些持有摄像机和具有照相、摄像功能手机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内容的提供者，预测全民记者时代即将到来。这一创新举措拓展了我党利用社会力量办新闻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催化了新型新闻业态的诞生，标志着记者不再是少数专业机构和人士的专利，标志着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这一理论已经和正在推动全新新闻传播模式的出现和新闻传播活动的变革。 (www.xing528.com)

2006年做出“电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竞争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直播”的判断。提倡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与受众实现实时互动的直播，而不是为直播而直播。

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掌握的理论、原则和方式指导实践，进行各方面的探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006年5月8日，在北京大兴电视台主持开设了国内第一个以手机拍摄素材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栏目《手机新闻眼》。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为后来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内容生产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2年5月4日，带领北京大兴电视台在国内率先成功实现利用手机进行电视直播。具体做法是，不用庞大的演播车和昂贵的信号传输设备，而是用普通手机拍摄，然后通过手机实时把信号传送到电视播出平台。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为现在风靡天下的网络手机直播的出现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9年4月牵头建设完成国内首家比较完全意义上的4K融媒体平台——北体传媒。致力于新技术、新设备的试验，致力于新的互联网传播方式的研发和推广。

2019年8月，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较大规模的5G+8K超高清视频用户体验调查。调查样本量超过1000人。这次调查，为5G+8K超高清视频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实证化的科学支持，对于实现我国在这一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的领先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促进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变革和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在决定整理这本书的书稿之前，我一直犹豫：再嚼自己以前的馍是不是有意义。几位师长和朋友的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正如他们所言，我的这么多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我国电视发展的高光时刻，反映了遇到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把这些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有助于业内外真实、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我国电视领域不断遭遇挫折、不断迎难而上的进程。的确，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为我国电视一次次失去窗口期而唏嘘不已。尽管也回味了自己的预测成为现实的欣喜，但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的遗憾。这种遗憾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为之奋斗了24年多的电视事业。

2018年12月，我从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任上急流勇退，离开了自己所钟爱的电视事业。从此以后，电视好像与我不再直接相关。尽管我开拓了体育传播的新领域，但是24年多的情怀岂能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24年多的积累岂能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我会继续关注电视，研究电视。以往我是当局者，尽管有着很多的感悟，仍然摆脱不了当局者迷的困惑和无奈。今后作为旁观者，我会为电视发展提出更为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无论何时，我都会坚持走在前边。这是我在理论研究上的执着和追求。

期盼电视能走出荆棘之地，迎来满眼鲜花。

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