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谨慎美德:媒介与社会的关联

我们都关心别人是否相信我们说的话，但传播里所关心的问题并不限于我们的言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当我们说的话流传时，我们需要关心随后产生的结果;对媒介而言，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从这里开始，我们考虑第三种和媒介相关的美德;在跨国语境里研究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借助“好客”(hospitality)的概念。我则主张，最好是用更加宽泛的谨慎(care)的概念，这是在许多层次上更容易实施的美德，从全球范围到局部地区都可以实施。而且，如果我们用“好客”这种领地型暗喻来建构这一美德，其品质反而模糊不清了。

媒介对集体美好生活的贡献不限于准确信息的流通，准确还符合新闻记者更加普遍的信念。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业已看到，媒介还需要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生成互相承认的手段。媒介维持一个使人彼此观看的空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互相承认、受人尊敬的道德行为人，我们共同生活持续下去的机会就不多，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尖锐问题。在高调反思“媒介城邦”时，罗杰·希尔维斯通是想突出这个问题。他表述这种互相承认的实践时所用的语词是“好客”并称其为“媒介城邦的第一美德”【52】。他接着说，“好客”是记者的责任，而且实际上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这是倾听他人的责任;我们觉得有权说话并让人听我们说话，随之产生的就是倾听他人的责任。在他的表述里，始终存在“伦理的”和“去本体的”张力，但其原创性或胆略并不因此而减少。然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的取向是强调性向，而不是责任。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信守希尔维斯通对好客的表述? 正如奥诺拉·奥尼尔论“远方的陌生人”时所示【53】，早期的“好客”观(反映在康德的论述里)是对远方陌生人的责任，严格来说是“暂时的”: 对登门或进入领地造访的陌生人不敌视并提供食物的基本义务。这个“好客”观念的基础是，陌生人在家里逗留有时间限制，在庭院周围逗留有空间限制。这给媒介分析带来一些困难。罗杰·希尔维斯通想在《媒介与道德》(Media and Morality)里说，全球性媒介有责任对一切受众表现出“好客”，受众有责任对一切媒介持开放的态度。这个比方暗示: 媒介是我们的“家园”，无论“我们”是谁;我们的媒介家园必须持续不断地开放。然而，“好客”的暗喻足以表达希尔维斯通心里想要表达的互相接触的、持久的责任吗? 实际上，由于媒介有领地的含义，媒介“家园”的暗喻有帮助吗【54】? 如此，“我们”和我们的记者组成的社群受到边界的约束。但如果不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普遍的挑战，由此产生的媒介“好客”会引起什么样的关切呢? 任何两个人关心我们所需要的媒介时，我们都面对一个普遍的挑战: 媒介有流动性，人与媒介的邂逅却不可预测。

在这里，另一条路径可能更富有成效。这就是基于阿克塞尔·霍奈特承认理论的路径(我们在第四章已有接触)。他演绎黑格尔的主体间性，认为人生的主体间性可能会造成道德伤害: 我们对人说话的方式、彼此待人的方式可能会损害“个人的操守”(personal integrity)【55】。如此，对霍奈特而言，任何“善”的观念必须包含那种道德伤害的缺失，同样，任何“公正”的观念必须不仅涵盖物质的善，而且涵盖被承认的机会。为媒介研究对这些洞见再加工的桥梁是保罗·利科对“语言的好客”(linguistic hospitality)的论述。他关心对语言内部和语言间研究极为重要的所谓“翻译特质”(translation ethos)。对利科而言，“语言的好客”不纯是文字美德，而且是气象万千世界广大伦理的基础。“语言的好客”是根本的伦理性向，意在确保，我们说话写作时，要和别人的演说保持公正的距离。利科所谓“公正的距离”很近似希尔维斯通所谓的“恰当的距离”，不过，这个概念里完全剥掉了领地的暗喻。对利科而言，每当个人相遇时，无论其领地距离多大，“语言的好客”都是适用的: 无论我是否在你的家园里相会，或你在我的家园里相会，或我们在中立的领地里相会，“语言的好客”都是适用的。这样的表述有助于把握媒介的功能: 在表现世界时，媒介引述别人的语言(即叙述)，或为其代言。利科相信，对多样性的承认总是必要的;这样的承认不是建基于领地的好客之举，而是我们身体移动或说话移动时所需要的能力，这和领地的大小没有关系【56】。

这意味着，任何使用媒介的人都应该注意其传播对传播流通接受者的冲击:在使用者生成内容和观者提供形象的时代，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完全省略“语言的好客”里的“好客”二字，也许我们更能看清问题。利科讨论“关心”(solicitude)，我们不妨直截了当地说“谨慎”(care)【57】。我们要小心应对我们的传播流通产生的效果，如果这一姿态不错的话，它不是源自“家园”(含有排他性)的领地观念，而是源自我们共同经验里的相互关联(connectedness)，源自媒介化世界里的共同结构(fabric)，这样的连通性使我们大家容易受到伤害。连通性赋予媒介重要的地位，媒介的表现总是有造成伤害的潜力。在许多道德问题和优先问题上，我们可能会有重大的分歧，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有一点共识: 无论喜欢与否，我们栖居的世界是由一个基于媒介的结构联系起来的，其必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在符号实践中彼此伤害。基于媒介的连通性造成利科所谓的“受限处境”(limit situation)，一套新的伦理问题由此而生。正如我们在使用共同的语言机制时需要谨慎一样，我们需要他人使用媒介时也表现出谨慎的倾向，因为我们能通过媒介彼此伤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就可能损害集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结构。(www.xing528.com)

第三种媒介美德是我所谓的谨慎，它源自全球联为一体的迫切需求。凡是把形象和文本输入媒介流的人都必须小心谨慎，如果不小心，世界的危险就会加重，意见相左的利益群体及民族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就更加困难。2005年丹麦的卡通事件引起的争议就是这种危险的早期预警【58】。谨慎的媒介美德和女性主义的关爱伦理有相似之处【59】。后者关注的是对个人的关爱，和我们与媒介的远距离关系似乎相距甚远。然而，如果涉及的问题是具体的、媒介造成的大型的传播空间，那么，维护这一空间的关怀、对由此而生的关系的关怀就和女性主义的关爱有相似之处了。这一媒介的关怀伦理不是对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任何人”的关怀(那种关怀最好是理解为人道主义版的关怀，和媒介没有具体的关系)。罗杰·希尔维斯通认为，观众看同一节目也可能产生相互的责任，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言过其实。相反，我们在这里考虑的关心是对共同的传播空间产生的结果(我们用媒介说话或展示产生的结果)的关心;对个人的关心则是由于粗心使用媒介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关切。奥诺拉·奥尼尔试图破解伦理学方法论和去本体论的方法论的人为的鸿沟，她的论述和我们有相似之处;探讨“社会美德”时，她对维护人为鸿沟的行为作了这样的描绘:“维护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都依靠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所采取的行为”【60】。

此外，与媒介相关的谨慎美德还影响着数字媒介开辟的连通性和表征所产生的空间(如社交网站)，我们刚开始感觉到其影响方式。在社交网之类的空间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是游走不定的【61】。谨慎美德还适合于复合的传播空间;每当传统媒介撷取日常生活的片段、将其转化为公开的故事，并让人人使用或滥用时，复合的传播空间随即兴起。也许，最近出现的用户生成内容的机会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复合的传播空间，各种媒介都用自己的故事在这里插足: 人人都有故事要讲，但媒体旗号下流通的事件版本拥有特别大的力量，因为它们几乎同步进入很多受众的意识里。我们需要媒介故事的撰稿人和沿用这些故事的人(常常就是我们自己)态度谨慎，他们在传送这些故事时要小心谨慎。

与媒介相关的谨慎美德可能和其他媒介美德(如准确和诚信)产生冲突。试想(并不难想象)这样的情景: 一张小报用大字标题高叫，外籍工人或避难者在当地现身带来了危险或不公。我们假设，记者已作了相关的核对，其报道事实准确，故事可信。而且，被人问及时，记者会说，故事内容符合他们与读者都真诚相信的真实情况。然而，难道我们不想要求记者具备另一种性向即谨慎吗? 难道我们不想要他们考虑他们报道的故事流通以后的后果吗? 如果他们的报道就以这样的形式、语言和偏重点流传，它们对外籍工人或避难者与他人互动的空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长期、频繁的这类报道对我们大家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只是说媒体人有义务不造成康德所谓的损害，问题未必会得到解决【62】，因为如果从其他视角看，我们又可以合理地说，记者有责任把困难的事实揭示出来。实际上，帕特丽夏·斯派尔(Patricia Spyer)对印度尼西亚的一种现象作了分析: 记者同意在种族关系紧张的时候，避免披露族群身份;但避免披露族群信息也可能引起普遍的恐惧【63】。不过，如果把这些问题视为媒介实践里多种美德的冲突，那么假以时间，通过一种“超级”美德，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谨慎或实用理性，这样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64】。

新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的媒介伦理的取向是，识别人们使用媒介的多种性向。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凭借那些性向生活就可能生成什么锦囊妙计;相反，媒介德性伦理也许是好办法，有助于揭示我们大家使用媒介时可能遭遇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