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与信仰需求的关系

如果把有关信仰和仪式习惯的交流当作基本需求，那么不同信仰的社群(未必总是受领土局限的，比如全球化新时代的运动)可能就和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有关系。正如达雅·屠苏(Daya Thussu)所示，在国际化的媒介研究中，宗教必须整合进我们的分析框架，而不是被当作事后的补充。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宗教当作基本的“实践”(“建构世界的活动”，必然与权力纠缠)，那么，宗教媒介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宗教的核心要素【95】。

宗教媒介文化曾经是被边缘化的媒介研究和媒介社会学领域，部分原因是如今业已过时的默认的世俗主义【96】。但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基督教右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其运动具有鲜明的媒介文化特色，其产出的信息有独特的电视福音布道活动【97】。宗教媒介的跨国贸易成为全球媒介流的重要组成部分【98】。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到最近几十年里媒介在维持其他宗教方面的作用: 小型录音机在非洲穆斯林布道中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中也发挥了作用;印度人把收看电视版的宗教典籍当作仪式化的宗教;在中东地区每年斋月中，广播文化别具一格【99】。

然而直到最近，媒介文化对宗教的意义才开始广为人知。一个切入点是研究宗教媒介使用者对主流媒体所进行的反思。斯图尔特·胡佛率先对美国基督教媒介文化展开研究【100】。近年世界各地都涌现出这样的洞见，海迪·坎贝尔对科舍网(Koshernet)犹太教批判性网络文化的研究即为一例【101】。诸如此类的对媒介的元反思(meta-reflections)也许是宗教嵌入媒介文化的必然后果。这些反思常常带批判性，旨在限制或收窄数字媒介文化的使用。但正如丹尼尔·米勒在研究特立尼达脸谱网用户时所示，有相反的例子说明，有些宗教组织认为，数字媒介特别适合宗教宣传，它们围绕数字媒介重塑自己的宗教实践。另一个切入点是信徒的视角，他们将媒介主流当作走向市场分化的驱力。中东的例子有: 萨曼约卢电视(Samanyolu TV)成了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葛兰运动(Gulen movement)的代理;阿尔马纳尔电视台(al-Manar)成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的代理。从这些宗教媒介生产形式涌现出一种特色鲜明的视野，显示媒介机构能做什么，这种媒介视野更接近公民社会行动主义，而不是广播。莱曼(D. Lehmann)和赛布齐纳(B. Siebzehner)论述犹太教的忏悔运动(Judaic T'shuvah movement)，其广播频道“慈善之声”(Voice of Charity)的自我表现更像是“家庭”，而不是广播台，广播的内容充满社交和公民社会工作。乔纳森·翁(Jonathan Ong)认为，菲律宾社会的国家势力弱小，天主教的慈善教义强大，其国家电视台有一种独特的逻辑，几乎成了穷人需要时的社交中心【102】。(www.xing528.com)

诸如此类的现象和研究提出了令人神往却尚待求解的问题: 这类宗教媒介的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媒介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别开来? 正如斯图尔特·胡佛所暗示的那样，这一点边界是否被夸大了? 宗教媒介文化真的完全被密封起来，和主流媒介娱乐的消费隔绝了呢【103】? 换言之，信徒对主流媒介内容或技术的元反思是否仅限于宗教媒介的消费者呢? 抑或可以这样看，它们只说明人们对媒介价值的一套更广阔、未经探索的元反思呢? 只说明日常文化里媒介饱和的后果呢【104】? 如果是这样，理解媒介文化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方式，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广谱媒介文化总体上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