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需求与媒介文化多样性

说政治需求形塑媒介文化，这似乎有一点奇怪，因为人们毕竟不是政府叫他们看电视才看电视，然而，由于大型的政治结构在若干方面没有解决大的政治战略，或没有满足人们对政治承认的需求，这就给媒介消费和媒介生产的特色形式留下了余地。我说“政治需求”是促成媒介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和其他大型政治行为体的战略问题，这涉及媒介产业在国家建设里的作用。政治战略罕有直接成功者，这固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巡视广阔的政治社会语境，就能够看到，在过去媒介比较稀缺的时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之间的英国)，的确出现了国别特色鲜明的媒介【62】。在21世纪初，由于政府被迫向国际媒介市场开放，这种集中化的战略更容易被接纳;不过，在特殊情况下，这也可能产生颇具特色的媒介文化，比如和民族主义十分兼容的媒介文化【63】。至少在前不久，正如里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埃及研究所言，民族媒体和“政治社会工程”的“联手”【64】，形塑了媒介景观，而且还拥有形塑媒介文化的潜力。但我们要非常谨慎，不夸大政治战略决定新型媒介内容的意向或决定性，在媒介生产外包给互相竞争的小公司时，尤其要谨慎以对。但正如第四章所示，如果忽略新自由主义政权(美国、英国)的主导地位和一种新电视格式的兴起那种神奇的匹配关系，那同样是错误的;这种表现社会“现实”的电视格式聚焦于自我转化的个人的竞争。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考虑政治需求，即民众的需求。国家的文化战略引起抗拒;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媒介可能是暗中挑战当局的显著的场所。在这里，马尔文·克雷蒂最近对泛阿拉伯真人秀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马克·林奇(Marc Lynch)论电视脱口秀的基础上，他开辟一个新的阿拉伯公共领域【65】。媒介文化在中东能想办法绕开严厉的审查以及官方对公共领域的严密控制，对录像机作用的早期研究中，媒介文化绕开审查和控制的作用就已经广为人知，录像机曾经在阿拉伯世界风靡一时【66】。克雷蒂把研讨范围从基础技术拓宽到媒介形式，他探索“真实”的宣示和媒介仪式在大环境下的显著特色;当时的大环境是，现代性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必需条件是火药味很重的问题，激烈的民族竞争回荡在大范围的论战中。克雷蒂对真人秀在中东的独特地位作了简要的介绍，令人信服。

真人秀长期吸引大批观众，把每一期节目的结果建立在观众票选的基础上，如此，不仅观众参与在富有争议的节目中得到了保障，而且观众就从目击者变成了仪式参与者，另类的社会和政治视野就得到了合法性。在这种变化之中的社会语境中，年轻人就在监管很严的熟悉空间或社交空间之外的交流中循环利用真人秀节目的参与性仪式，或者将其用于休闲、消费和行动主义的活动中……真人秀展示的个人变化的希望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些共鸣。【67】

我们在第二章里业已看到，克雷蒂的研究改变了我们理解媒介仪式的框架;他向我们展示，在某种情况下，一种媒介中心的“真实”能成为一种联盟的焦点，即使这一联盟不稳定，它也能对抗国家或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的解读。正如克雷蒂所言，“真人秀让人细察‘真实’的观念，使阿拉伯世界的现实的能见度提高”【68】。这并没有使媒介中心神话失去效应，相反它使我们看清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媒介中心神话的政治显豁性和争议性。(www.xing528.com)

我们考虑世界各地媒介文化的多样性时，克雷蒂的研究生动说明，政治需求有时以一种方式对新的媒介文化提出要求: 阿拉伯世界大批受众在真人秀里的深度介入，以及基于短信的投票选举在这里的重要意义。这还指明更大范围的许多案例;在这里，在政治变革或不确定的时期，表现“真实”的宣示能在庞大的人口中产生共鸣;这里所谓“真实”是有别于官方承认的真实。一个案例是东欧;在这里，《流行偶像》版本的格式使少数族群和性取向的少数族发出声音，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强化了新的民族主义【69】。其他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人改写《流行偶像》的《超级女声》，改写《幸存者》的《逃出鬼门关》;马来西亚人对英国《名人堂》(Fame Academy)的改编;东南亚国家对《老大哥》的改编，这里的许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紧张状态的民族社会共存。真人秀格式有可能为有关“社会幻想”的广泛争论敞开大门，许多论者一开始就指出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这就提供了与英美真人秀更封闭的教育形式对应的格式。这和媒介革新如何处理长期根深蒂固的政治赤字有关系: 试想想20世纪初政治电影在革命的墨西哥是如何兴起的，近年尼日利亚北部的流行电影又是如何兴起的【70】。

有关政治需求可能形塑媒介文化的第三种非常独特的视角是小型的反体制行为体的视角: 它们亟需政治上构建组织，有时这就会产生政治形塑的文化，比如，围绕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运动之类的去地域化的社会运动，就会产生政治形塑的文化。在这里，媒介文化研究的含义不那么明确。另类政治运动通过媒体寻找新的表达形式，这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近期特色鲜明的例子有独立媒体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网站，跨地域的网络对这些运动的出现和扩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1】。我们对于这些革新相关的广义的媒介文化知之甚少，因为对另类媒体或激进媒体还缺乏受众研究【72】。实际上，一些最新的研究显示，政治行动分子可能会抱定反对的态度，这使他们与主流的媒介文化拉开距离【73】。然而，作为与主流媒介文化共同生活或反对主流媒介文化的冲突方式，这些政治文化值得进一步探索。

至于对新闻的需求呢? 我在本章开宗明义说，对新闻的基本需求不是区分不同媒介文化的压力，因为人人需要新闻;实际上，对新闻的基本需求是围绕媒介不公的论争的出发点(见第八章)【74】。不同地方的研究与新闻的联系无疑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显示，人们在追随新闻时有强烈的责任感，那是历史上文化水平高的地区【75】。来自丹麦和芬兰的最新研究显示，即使多样化的新闻机构正在取代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或晨报，使之不再是人们跟踪新闻的排他性渠道，但强烈的责任感传统绵延至今。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印度，人类学家乌尔苏拉·劳(Ursula Rao)发现，相当多的非专业人士参与地方新闻的生产。根据他的报告，在卢克瑙，“几乎我遇见的每个人都号称是记者”。地方“通讯员”网络维持着广义的新闻文化，他们搜集地方新闻并将其转发给地方报纸。在许多国家里，互联网的在线社交网络和“储备”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新闻消费”，其基础是个人日常进行的新闻转发，尤其是在威权主义严格控制新闻流动的背景下，这种新闻消费更甚。中国发展中的“公民动员”网络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76】。

然而，这些变化多样的对新闻的需求总是处在大的使用新闻的模式框架中，而这些模式并不是根本不同的。只有在政治需求的强大压力下，对新闻的需求才会产生特色彰显的媒介文化;如此说来，社交网站上的交换仪式(照片、文本、视频)会得到强化。想想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消费动态关系，至少是存在一时的动态关系。在急剧的政治变革中，集体的新闻生产传递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暂时融合的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