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的形塑与经济需求

形塑媒介文化的因素可能是基本的经济需求，比如就业和其他经济机会，因为这些需求产生信息和传播的特色需求。在经济利益分配很不平等的地方，比如在远距离迁徙才能挣钱果腹的地方，和经济生存相关的需求就可能压倒其他的需求比如社交或休闲的需求。有时，经济需求很尖锐，因而根本就不可能生成独特的媒介文化，因为它们使媒介消费和生存挣扎毫无关系。这是绵延不绝的全球数字鸿沟的一部分(见第二章)。以巴西农村为例，贫穷和匮乏的基础设施甚至使大多数人与广播电视无缘【38】。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人们评估贫困是最紧迫的全球问题【39】。经济需求的冲击可能更微妙;在有些地方，不平等现象迫使人们大多数时候甚至一直背井离乡去找工作，这就形成了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特殊需求。

迄今为止，对流动人口媒介消费的大多数研究都强调媒介在维持族属和文化关系中的作用(见第二节)。不过，这低估了贫困即基本经济需求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无论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上，或西蒙(A. Simone)所谓的非洲大陆这架移民机器中，贫困都是人口流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媒介研究中，境内移民与媒介相关的需求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正如杰里米·汤斯托尔(Jeremy Tunstall)所示，“最大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庞大的国家里”，而不是跨越国境的流动【40】。中国境内的流动人口多达14700万。邱林川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劳工阶级在使用数字媒介;这对媒介产业热衷的造势活动构成挑战，对很多媒介研究也提出挑战，那些研究都热衷于“高端”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消费【41】。有人认为，有一个“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数字鸿沟;邱的研究也使他们的设想遭遇到复杂的问题。

一旦我们的研究取向对准经济需求如何决定基本交流需求的问题，情况就显而易见: 互联网和手机不再是奢侈品。根据邱的解释，互联网和手机对中国境内的流动劳工和其他工人尤其重要。他解释说，对失业工人、退休人员和低收入的18900万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而言，这些东西特别重要。他们面对一整套严重的经济挑战: 他们千里迢迢从农村迁移到“城中村”，或为谋求家庭境遇的改善，或为找一份工(1978年至2006年，四分之一的中国劳动人口脱离农业);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起的失业代价(1990年至2004年，6300万的工人脱离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20世纪90年代住房商业化所引起的住房补贴的代价;与医疗服务私有化和飙升的学费有关的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压力【42】。结果，“变化中的城市条件……产生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存需求……就业、育儿和医疗等不可或缺的需求”【43】。其他中国学者也确认，这种情况的标记是相对的政治孤立，以及确实对“老家”亲友的深度依靠【44】。

这种复杂情况产生了他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特殊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广播媒介(邱的研究显示，打工者的感觉是，传统媒体对他们不关心)【45】，而是需要手机，至少是以预付款形式消费的手机，以及短信和互联网聊天服务，他们需要和工作或亲友网保持即时联系的服务。特殊的媒介文化证据是，手机上的文字广告和销售业务近年的增长迅速【46】。与此同时，集体空间(网吧)里上网的服务(实用和娱乐)也有了;聊天(QQ)而不是电子邮件成了直接交流的手段(大多数打工者没有电子邮箱，即使经常上网一年以后也没有电子邮箱)【47】。邱让我们洞悉经济需求决定的集体型的互联网文化。许多国家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埃及，只有0. 5%的人用宽带;在斯里兰卡，直到21世纪初，广播电台(与互联网接通)和大多数人(未上网)的联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48】。(www.xing528.com)

只有追溯到劳动过程本身的情况，才能够理解决定中国工人使用手机的这种媒介文化，及其独特的经济因素。邱指出厂家越来越多地用手机来监察工人，雇主追踪工人收发的手机短信;有些情况下，工人用博客之类的新媒介吸引媒体注意他们反对跨国公司雇主的罢工行动。在信息技术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里，中国低收入的就业人数有很大的增长。对许多中国工人而言，信息传播技术既是他们工作的环境，也是他们闲暇生活的环境。这是“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娱乐”和“上网”等诸多需求形塑的媒介文化，如果首先用娱乐棱镜去透视这种媒介习惯，那就会扭曲文化的形貌【49】。

邱的研究方法并非媒介研究的全新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一些受众研究的焦点就是，为何媒介消费基本上是由消费者在劳动分工里的地位决定的，这里的地位包括家庭里劳动分工不平等的地位【50】。实际上，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闲暇的形式多半是劳动分工允许的形式，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51】。此外，关于媒介使用包括计算机辅助通讯的使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阶级的教育机会尤其影响媒介的使用【52】。然而，邱的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强调的是对媒介的需求，其源头是，劳工市场的组织日益倚重信息传播技术。

在世界各地日益加剧的经济不稳定的时候，研究形塑媒介文化的经济需求的取向乃至关重要之举。马蒂亚诺和米勒最近对菲律宾工人的研究加上了跨国移民的视角。经济需求驱使大批菲律宾妇女向西方迁徙，她们的交流需求首先是由维持母亲远程养家的责任决定的，她们使用多种交流平台比如脸谱网、Skype网络电话、网聊和电子邮件。我们重申，深层的经济需求及其对独特的传播需求的影响使我们注意到媒介文化鲜明的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