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度不平等的世界上,即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所谓的“极端多样性”的世界上【35】,唯有人的需求有足够强劲的力量提供一个指引比较的参照点。有趣的是,这就是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出发点,他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全球经济发展问题,这也是在跨国层次上思考媒介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该出发点隐隐约约已见于论媒介实践的第二章。
人的需求没有界定性的清单,我们从物质需求转向文化需求和社会需求时,尤其没有这样铁定的清单。在第八章里,我们将在哲学语境中再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假设媒介基础结构给基本的信息供给作出了普遍的贡献,先考虑具体的媒介文化明显能满足的需求类型。
我们暂时提出这样一个需求清单: 经济需求,族属需求,政治需求,被承认的需求(与族属需求和政治需求相关,但有区别),信仰需求,社会需求,休闲需求。“需求”必须是广义的,其含义不包括个体需求的普适的心理学模式;而是一个更开放人的需求的频谱,这是我们考虑人的“能力”时浮现出来的频谱,用阿马蒂亚·森的话说,这是人的能力嵌入文化时浮现出来的频谱【36】。孤立考虑个人需求于事无补,考虑共同经验物质压力和历史条件更有助益。与之类似,写博客的历史学家卡罗琳·米勒(Carolyn Miller)和道恩·谢泼德(Dawn Shepherd)用了“对象化的社会需求”这一术语,借以理解在媒介形式迅速变化的时代里,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是如何形成的【37】。(www.xing528.com)
需求是交叉叠加的,特色鲜明的媒介文化要应对多种需求,并从这种交叉中获得力量;同理,个人可能属于不止一种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或多或少有一些彼此渗透的孔隙,互相渗透的程度取决于它们理解媒介和世界的共同方式。要点不是一劳永逸地描绘人的需求的地图,而是面向我们希望找到的媒介文化的多样化类型,从而获得可能证明有用的比较媒介文化的多种维度。
让我们看看,这个粗线条的模板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思考看似无限多样的媒介文化。我们的想法不是一种需求界定一种媒介文化的全貌(事物为何要如此简单呢?),我们只是想,这种需求可能是首要的参照点,特定的人群借以进行媒介的选择和衡量。毋庸赘言,这个参照点不排除其他参照点,而是补充其他参照点,比如媒介文化的历史记述或猜度性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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