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辨识特色与根源的方法

我使用的比较单位是“媒介文化”【19】，而不是媒介体制，因为如上所示，媒介体制是植根于政治经济分析，偏重的是资源和制度如何组织和布局。媒介体制分析的重要性将维持不变，但本书关注的与之不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媒介经验，我们使用媒介的生活方式。为此目的，自然的比较单位是“文化”，其特定的意义不是有边界的或空间疆界的文化，而是共建意义的日常习惯的任何方式。正如莎茨基所示，个体习惯的运行方式是“结伴”(见第二章);同理，大群习惯的运行方式也是“结伴”。迄今为止，“媒介文化”这一概念被用于两种情况: 一是非理论化的描绘性的短语，借以捕捉媒介的使用在“感觉上”的国别差异，比如美国与法国或日本的使用方式就有差异;二是用来把握对具体时间及地点的媒介产品的流动和风格所作的解释性概括【20】。我在这里所用的“媒介文化”有所不同，我指的是意义建构习惯(sense-making practices)的集合，其主要的意义资源是媒介。辨识一种媒介文化的唯一标准是，文化成员会识别其特色，其“结伴”的方式。我所说的“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不是说，媒介文化是理解媒介的专属或首要方式。相反，我的意思是，媒介文化是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世界的运行主要是通过或依靠媒介的。

在一定意义上，多种媒介文化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人的各种需求，需求形塑了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我们作用于世界的方式。使用“媒介文化”一语旨在支持规避“媒介中心主义”的国际比较形式。但媒介文化不是边界清晰的“刚性”现象，而是模糊的对象，能用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来识别(见第二章)。结果，穷尽无遗地绘制世界媒介文化的地图就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的要点是认清形塑无穷多样媒介文化的重要差异。

从好莱坞兴起时，媒介文化一直是“跨地域的”，其基础是源自许多地方和源头的物质(媒介)的流动和转换。数字媒介时代使这一趋势急剧变化，因为其基础是无穷大的连续空间(万维网)，这一空间能接收来自任何地方的信息输入，并能将信息输出到任何地方去。我们将跨地域的流动视之为理所当然，风靡世界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小说就是最近的例证之一。正如岩渊功一(Koichi lwabuchi)所示，“脱离全球化语境去想象局部地区的文化创造，那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克雷蒂和墨菲(P. Murphy)所示，如果假设“地域性的当代表达”总是特色彰显，那同样是无济于事的【21】。

由此可见，思考媒介文化的出发点就是让·尼德温·彼得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理解文化所作的“跨地域”和“地域”的分别。文化竞争的现代形式通常都纳入了国际比较的框架，无论其基础是多么囿于局部的范围。仅以宗教(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看待性的方式为例。弗洛伊德1929年写《文明及其不满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时，他可以假设，性表达和压抑的政治问题业已在国家边境内解决。如今，由于全球旅游和文化流动，这样的解决不再可能: 一个地方的性文化必然接触来自其他地方的媒介流，那是反映不同性习俗的媒介流【22】。

如果考虑文化因其或多或少向跨地域的输入开放而有所不同，事情就更加复杂了。这不是“全球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对英国北部中产阶级白人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因工作和休闲经常出国，尽管这给他们经常接触世界主义思想的机会，但这未必会使他们对国外的媒介和文化产生兴趣【23】。然而，中东地区日常的电视经验使人们接触到马尔文·克雷蒂所谓的“充满活力的阿拉伯跨国媒介风景”;另一方面，如果你生活在尼日利亚南部，形塑你的电影库房的就是跨国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宝莱坞电影的印度文化参照点和美国好莱坞电影【24】!口味和归属因素本身就深受阶级分层的影响，这些因素使流动性和媒介化的关系更加复杂【25】。(www.xing528.com)

如此看来，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使媒介文化彼此不同的根源呢? 过去人们假设，这和媒介文化与封闭在国家范围内的地域相关，比如与泰国的新闻文化相关;如今，这样的假设再也不可能成立了。这并不是否认，国家的地域范围常常是区分媒介文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媒介基础结构的许多方面(从语言到监察机构)仍然受制于领地的局限。也不是宣称，文化忠诚更自然地倾向于“世界主义”或超乎民族特性;那会忽略民族经久不衰的作用，民族是历史上绵延不断的团结的结构【26】。相反，这是要规避研究媒介文化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 设想文化与任何具体的地域比如国家、地区或村落有一种“天然的”关系。

围绕媒介文化的辩论有一个先例，那就是功能主义者对国家和所谓“国家级媒体”的记述，我们在第二章里业已提及。正如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所言，他们没有认识到，“各种层次文化和身份的矛盾日益明显，而且倾向于分离国家和民族的关系”【27】。值得记住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的经典社会理论已经在努力超越方法论的民族主义【28】。如今，尽管媒介文化的某些特征仍然有地方性，但其内容原则上均来自任何地方，而且能被发送到任何地方;因此，媒介文化的地域性定义的内在结构是混乱的。最好是用非形式化的语汇来描绘媒介文化，将其视为跨地域过程的内容深化，即通过媒介的意义建构，这样的意义建构过程或多或少有地域特征。位于一个地方，借助并通过媒介来建构，这些特征仍然重要，但媒介文化的意义业已根本变化，因此，我们媒介研究的描绘性语言需要反映这一变化【29】。

如果媒介文化是媒介流中可以识别的内容丰富而密集的流体(其分布可能是民族的，却不必是民族的)。什么前提使媒介文化内容“浓稠”(thicken)? 换言之，什么使之获得足够的密度，从而使媒介内容和习惯与其语境形成稳定的关系呢【30】? 显然不是因为媒介文化与“自产”内容有什么“内在”关系，也不是因为它和假设的民族“文化”有何内在关系。在伊朗，有一个特别活跃而论争的博客圈，其形成原因就在于宗教学者社群的分割。即使曾经地域性很强的媒介文化事实上也是分割的，比如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前数字广播文化就是分割的。其原因是，在高度分层化的社会里，同样的媒介提供的内容突出不同的成分【31】。近年发布的媒介文化的记述比如埃及、墨西哥和中国的记述就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凸显出深刻的分割，尽管它们曾经被认为是统一的媒介文化【32】。

于是我们要问，产生媒介文化多样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三章已考虑过一种可能性: 当各种力量在“集中化”的过程中投入时，“密集性”(density)随之兴起【33】。也就是说，有人就声称，媒介业已成为社会的核心机构。审视多样性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社会经济的变数。正如哈林德拉纳斯(R. Harindranath)所言，在印度和英国，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电视受众颇为相同，其共同之处超过了他们和本国文化水平低的电视受众的相同之处【34】。但这未必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的使用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不同的群体能识别其独特性的生活方式。分辨媒介文化独特性的另一种思路是: 考虑其要素如何通过文化成员的感觉稳固下来，使他们感觉到这些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人们如何从跨地域的媒介流里挑选素材，并判断这些素材与自己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这有什么决定因素呢? 媒介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圈子里的人的意义各不相同，这有什么各不相同的原因呢? 这把我们引入人的深层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