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和数字媒介实践:社会理论的展开

“我们作比较研究时还不是很清楚究竟在寻求什么。”

——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和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1】

媒介实践的一个宏大世界正在展开，媒介社会学家需要予以把握。我们看世界的视角遭遇的障碍是，英语媒介研究和理论高踞霸主的地位;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的媒介生产和消费在研究议程中占有不恰当的突出地位。其他地方研究资料的丰富与厚重使这一地位显得荒诞，然而全球出版业的动态还在继续强化这一荒诞的现象。亚洲学者约翰·埃尔尼(John Erni)和蔡秀琼(Siew Keng Chua)呼吁在研究工作中“渴望语境”(longing for context)【2】，换言之，观照媒介、社会与权力时不要囿于美国和英国的透镜，那仅仅是观照三者关系的偶然的透镜。这样的渴望是难以遏制的。

把握这一“新”的——实际上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注意——媒介实践的世界时，我们需要变换思维方式【3】。用势利的眼光、从特权的观点看问题，那是难以把握这一世界的【4】。那样的假设会重犯老的错误。这是一个媒介发展的开放空间，没有森严的壁垒，却有超越过去的媒介研究承认的多样性。正如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所示，许多人论述脸谱网的口吻使人觉得，那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但“今天，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站，70%以上的用户生活在美国之外”【5】。

把握这一多样性可能意味着承认，全新的社会理论来自地球的南方【6】。我们要摒弃这样的设想: 媒介发展的驱力自然来自西方。迪潘加·辛哈(Dipankar Sinha)称其为“另一种原教旨主义”，说它是“自然”基于西方的“技术权威的胜利”的一种预设，和现代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宣称有关系【7】。然而事实是，现代媒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然的“中心”，所以正如布莱恩·拉金所示，至关重要的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一种媒介理论起源于尼日利亚而不是欧洲或美国，它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姿态才能赶上其他领域比如经济史里发生的哥本哈根革命【8】。媒介机构与现代性的关系重要(第一章)，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今天通过数字媒介技术正在构建之中的多种现代性【9】。不过，积累更多搜集自许多地方的媒介记述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除非我们把握日常各种实实在在的媒介实践。

认真的比较媒介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这就是本章破题所用的哈林和曼奇尼的引语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寻求问题的澄清呢? 无疑不能从迪维亚·麦克米林(Divya Mc Millin)所谓“错误的能力感”去寻求，那样的说法使西方学者从自己身处的一隅去概括全世界的情况【10】。但倘若我们的目标仍然是跨边界的知识【11】，我们就需要明确表述社会、媒介和权力重要的相互关系。即使是常识性的表述，这也意味着提出一些宽泛的比较框架。

一个重要的比较框架涉及机构的基础结构，多样的所谓“媒介”赖以在这里发生。在《媒介体制比较》(Comparing Media Systems)里【12】，哈林和曼奇尼对国家、市场和媒介关系进行分析;那是迈向构建比较框架这个目标的重大的一步，肯定超越了过去论不同国家“新闻业”的西方中心文献【13】。他们“极其谨慎”地提出了“三个媒介体制模式”:(www.xing528.com)

英国、爱尔兰和北美的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model)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和商业媒体占相当主导的地位;在北欧，由于商业媒体在历史上并存，媒体就试图组织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民主的组合主义模式(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应运而生，如此，国家的角色相对活跃但法律上受限;在南欧，媒体整合为政党政治形成两极化的多元模式(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商业媒体历史上比较弱，国家的角色比较强。【14】

哈林和曼奇尼的模式给人启示，但需要一些调整。如果这一模式要适用于伊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宗教机构与国家和媒体的关系都需要我们注意;即使要在美国有效，这一模式也要考虑宗教机构与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反世俗的媒体运动兴起，且有自己的媒介基础设施。把哈林和曼奇尼的分析放到不同国家里场域间关系的演化里去考察，那会大有裨益(比较第六章)。此外，他们还承认【15】，他们的模式必须经过验证，对西方外的情况而言，还有必要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

然而，无论哈林和曼奇尼的模式如何扩张和细化，它毕竟是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构想的理论。如果我们把媒介理论的金字塔尖的指向进行调整，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回答国际比较遭遇的问题(请回忆第一章提出的问题)。若要比较日常生活里媒介角色的结构【16】，比较具体媒介习惯的文化意义，将这一的角色和文化意义放进权力、社会组织和地缘政治的语境里去进行比较，我们该如何着手呢?最简单的路径似乎是问，在各具特色的媒介机构和媒介体制里，媒介在不同地区的“感觉”如何? 但风险在于，我们复制围绕想当然的国别“媒介文化”的想象中的国家疆界，从而使系统和差异组合的更加复杂的复合体变得模糊不清。另一种操作方式(比较贴近媒介理论)是审视不同国家技术引进不同的轨迹。正如高金(G. Goggin)和约翰·麦克莱兰(M. Mc Lelland)所示，日本人日常上网主要是用移动设备，而不是台式电脑，东亚开始用照相手机的时间比其他地区早得多【17】。

另一条研究路径是本书选择的社会取向的媒介理论，据此，我们能在国家疆界内外建构多种媒介文化的概念。复数的媒介文化盖源于人们用媒介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被有延展性的媒介实践(生产、消费、分配和解释)弄得晕头转向，让我们的研究锚泊在复数的“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s)里，那会更有裨益。我将证明，决定复数的“媒介文化”形式的是各种深层的人的需求的动态关系。正如与媒介相关的生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需求决定的一样(见第二章)，媒介文化也是由需求决定的。因为媒介研究历史上多半是国别研究，我的例子大多数是参照个别国家的，这实在是难以避免，但下文将清楚显示，我的比较框架并不是建基于国别差异的。人的需求类型有时在国界内形成，有时又跨越国界，正是人的需求压力生成了传播的需求【18】，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由此而生。

因此，对普遍的传播需求类型无处不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决，我不感兴趣;普遍的传播需求类型有对新闻的信息需求，对音乐、意象的基本需求，对代际文化传承的需求。诸如此类的基本需求生成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在各种压力(革命时期，长期文化排挤的环境)下，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得到进一步强化。我们的重点不是追踪媒介使用的细小变异，而是把握全球范围内媒介文化的总体广谱，以及形塑多样性的动力机制。毋庸赘言，再也没有比这种多样而宽泛的“理论”了。如果下文读起来像是由他者营造的风景的巡礼，那正是我的意图。这是色彩丰富的比较风景，我们正是要按照这样的风景来给媒介研究重新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