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机构渗透的空隙：现实和数字媒介实践

媒介对社会组织产生诸多影响，影响之一是权威在数字时代里的转化。对当代制度的强健力而言，权威的转化具有广泛的含义，所以值得单独说一说。

布鲁斯·宾伯的精彩分析(见第五章)说明，信息数字化及其产生的信息丰裕改变了制度权力的基本条件，尤其(但并非专门)使政治场域的情况为之一变。信息数字化不仅使制度精英享有的信息资源剧增，它还使各种行为人获取库存信息和媒介的情况为之一变，还促进了精英圈子之外的横向传播【100】。这使机构组织受益【101】，同时又使其付出代价;由于非精英饱和的信息传播，尤其他们借助媒体的信息传播，机构就容易受到伤害。结果，面对漏洞、破坏和简单的信息交易，一切机构权威都显得脆弱: 新信息流使机构存在更多容易渗透的空隙(porosity)。主要的行为人可能是拥有政策议程的非政府组织、唱对台戏的机构，也可能是热衷于利用媒体上亮相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个人【102】。美军士兵发布的伊拉克阿布格里监狱的虐囚照令美国人难堪，这就是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利用媒体的例子。

在虐囚照后续的变化中，机构变脆弱，权威不稳固【103】。不过，权威问题最好是在参照具体场域里详细的动力关系中去理解。在政治场域里，媒体的报道难免饱和，所以如前所述，个人的政治权威越来越仰仗媒介资本，越来越依靠个人在媒体上亮相时的表现。事情出错时，如此高度个人化的权威容易招惹丑闻;即使万事如意时，个人的权威也不太倚重地位或合法性，而是更倚重他们基于媒介的表现【104】。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建设或大型政治组织的困难，我们在第五章里已作介绍【105】。(www.xing528.com)

媒体跨界流动的后果在宗教里尤其深刻，因为基于文本的独特的权威常处于核心的地位。在数字时代，数字文本是流动的，有互动性，其传播远远超过有限的社区范围。正如海迪·坎贝尔(Heidi Campbell)所言，神学的诠释和评注成了“公共的活动”，在网上向各色各样的人开放;宗教话语在媒体里的流通是任何机构都难以控制的【106】。被排除在宗教权威之外的新群体常常能利用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从而参与对宗教的诠释，这是有史以来的新现象。多萝西娅·舒尔兹描绘马里的穆斯林妇女团体利用地方电台或盒式录音机的情况，她们传播另类的穆斯林反思，挑战形塑伊斯兰教里性别不平等的权威【107】。

结果，许多人看到宗教权威的性质已有变化【108】，不过，这一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媒介化效应。在伊斯兰教里，许多因素机缘巧合共同起作用，包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围绕现代性的性质和方向的扩大化的争论。许多变化很复杂，而且很重要，不能化解为一个单一的媒介逻辑。无论如何，正如彼得·曼达维尔(Peter Mandaville)所示，相对而言，伊斯兰的权威结构一直是去中心化的【109】。另一方面，宗教场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早有先例，在数字时代之前很久，欧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就和机印书有关系了【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