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媒介化与远程传播手段相关

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用“媒介民主”来把握这样一种情况:“媒介在政治进程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在形塑公共舆论、进行政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56】政治的媒介化是研究者精耕细作的领域。可以说，这是所谓“媒介逻辑”起作用的最明显的例子: 这是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和公共审议日常运行的领域【57】。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阐明这一悖论，话锋犀利:“20世纪行将结束，事态明显，在政治进程中，媒介的重要性胜过政党和选举制度，其地位还可能会维持下去……然而……媒介绝不是民主治理的手段。”【58】倘若当代政治中有“媒介逻辑”存在，它就必须涵盖许多内容:政治和新闻的时间周期【59】，媒介机构对何为政治新闻和政策的影响;广而言之，何为政治的建构就是政治本体论。

为求清晰，我对“媒介逻辑”作了这样的限制: 只涵盖媒介的产出成为政治行为首要目的的多种方式【60】。这样的用法似乎能把握媒介在当代政治中必然拥有的力量，以及一切层次的政治行为者必然拥有的力量，从后任总统到地方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挑战者都拥有的力量，他们试图在政党体制之外经营自己的影响。理查德·罗杰斯研究荷兰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情况并指出，尽管他们倾向激进，但对他们而言，“商务报纸对他们的报道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用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话说，媒介处在当代“正当逻辑”的核心【61】。但这并不是说，“媒介逻辑”的结果简单明了: 倘若所有的政治行为人都受这一逻辑驱使，那么，任何大型的政治战略都会不稳定，都可能因为受其他行为人相似战略的干扰而中断。场域论在政治范畴的运作也不简单。如果我们接受“媒介资本”(我喜欢说“与媒介相关的资本”)的概念，很明显，通过在媒体上曝光的质量，虽然媒介资本的工具性使用和资源有多种形式，政客最终还是能在政界捞到好处【62】。

我们不妨暂时驻足拷问: 媒介和政治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密? 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原因可追溯到传播的本质。如果媒介化是传播修正的过程【63】，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的媒介化就涉及政治行为人主要传播手段的转换。在中世纪，信息的稀缺、现代媒介的缺乏意味着，统治者的主要信息工作就要指向未知的东西。但在20世纪初，韦伯指出现代传播与政治决策加速的关系，其隐含的结果是官僚结构。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研究20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解释媒介对政治的饱和渗透:“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急于获取资源，在新闻媒体上消耗的资源比40年前多。”【64】在21世纪初，统治者、政府和政客都必须应对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信息和事件，都不得不应对特殊的挑战: 不能只做信息消费者，还要对事件作出回应。这就对官僚机制、政治权威、机构的记忆构成巨大的挑战，对政界人士反思、应对自己事务的能力提出挑战【65】。

我们不妨再次回忆大卫·伊斯顿的政治定义: 政治是“商品、服务和价值的权威分配”。由此可见，政治非常倚重影响大群受众的变化中所用的远程传播手段。平民的注意力稀缺，首先必须靠媒介来争夺。政客维护自己权威的斗争和大范围争夺媒介中心神话的竞争难分难解。表面上，更为开放的政治就在眼前，参与的人更多，参政者在政治的建构中有利害关系: 通过媒介争夺政治能见度的竞争更宽广、更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更民主，然而仔细一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和此前的印刷媒介时代一样，数字媒介时代【66】对政治权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媒体报道的故事和新闻素材几乎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其范围宽广得多，绝不只是一个官方的政治源头清单，比如，新闻的源头不限于专业评论者或一般媒体人的博客和推特。通过简单的重复，任何故事都可能增加权威性: 任何互联网用户转发一次，都可能有助于其权威性。杰森·哈森(Jayson Harsin)所谓的“谣言炸弹”(rumor bombs)是政治风景里的一大特色，它们迫使资深的政治行为人做出反应，从而获得更大的正当性【67】。同时，非官方的评论人(如美国日益增多的极右翼评论者)通过经常“提供信息”或“支持”特定类型的故事，借这样的角色获取新的媒介资本。但如上所述，媒介元资本的运行机制不仅涉及个人的权威，而且涉及媒介的广义表征。既然故事能来自任何地方，媒介机构生成故事(并抬高自己媒介资本)的能力就随之增加。由于新闻生产的空间扩大，媒介元资本就随之增大;所谓媒介元资本是媒介对政治、社会和文化论辩的语汇和参照点的影响力【68】。媒介越来越多地报道，政客如何成功或未能影响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所谓倾向性报道)，于是这种通胀型循环就完成了【69】。

于是，数字媒介就拓宽了政治演出的舞台【70】。不过，潜在新闻源头的扩张——在继之而起的加速的新闻周期内的扩张——赋予政治行为人管理新闻的能力更优先的地位。这就是政治场域里媒介元资本增加的第二层主要的意思。媒介战略的必要性，以及顺从“媒介逻辑”的需要，都影响政治行为人，从传统政党的行为人到抗议群体再到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都受到影响，一无例外【71】。就影响新闻生产的相对权力而言，政治行为人都有分化。贾斯特斯·邬特马克(Justus Uitermark)和艾米-简·基伦(Amy-Jane Gielen)研究围绕阿姆斯特丹一座新清真寺的争论，他们的报告富有启迪意义【72】。地方新清真寺代言人(贫穷移民聚居区)的媒介资本和地方政府代言人的媒介资本有天壤之别。这个研究报告证据丰富，显示媒介资本运行机制，直至最底层政治。其背景是，2005年11月西奥·梵高(Theo Van Gogh)被害以后，大多数的荷兰人和少数的穆斯林移民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年后，地方政府主席意识到，媒体对这场清真寺之争的报道影响到全国受众(主要指白人)。他说:(www.xing528.com)

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个邻里的事情”……但其影响所及表现在各个层次的现象里: 家庭、街道、教育、卫生、城市、世界——这一切都汇聚到一个小型社区了。因此，如果你想要加入那场游戏，你就得使用媒体……媒体想要一个故事，而你有一个故事。我们大家提供了那个故事。【73】

他又说，结果使“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外向的姿态”【74】。用邬特马克和基伦的话说，所有地方行为人的策略“的指引或驱动力都是媒体对自己的实际的或预期的报道”【75】。于是，使往昔媒体纷争紧张局势挥之不去的，就不仅仅是集体的记忆了。过去全国性媒体报道的事件继续成为媒体人的参照点: 只要和这些参照点相关，任何新的地方性事件都会卷入潜在的政治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与过去的参照点有关系。这就使地方政府主席之类的政治行为人获得一些优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自己与全国媒体记叙者潜在的关系。这还赋予执政者一个治理的新工具，因为媒体提供的“证据”揭示政治行为人拙劣的表现，而政府的职能正是管理和惩处不佳的表现。我们稍后将其用来分析英国的教育。此刻我们要指出，同样重要的是，正如苗棣(译音)所述，在中国这种市场导向的国家，中央政府可以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当作工具，借以廓清地方政治中的模糊问题，并使之得以规制【76】。不过，最近的一份荷兰研究显示，通过参与式新闻，唱反调的声音能进行回击【77】。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媒体记述中坐拥“自动式”资本的人比如名流，他们在地方新闻报道中享有特权: 例子有呼吁人道主义的名人和名流牵引的外交【78】。有人指出，正是这种一般的媒体“人物”(而不是专业的决策者)最有机会联系受众，他们能与对政治进程不满的受众建立联系【79】。

媒介对政治场域风险资本的影响日益增长，其第三种结果是，景观在政治组织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这一趋势和第二章介绍的“展示”做法有关系。景观在政治里的作用古已有之，但由于媒介运行日益成为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威的专属场域，景观在政治里的作用日益显著。同理，政治和社会生活受到反景观(counter-spectacle)策略的损害: 令人扼腕的例子有轰动性的校园杀戮，杀手是孤独的学生，他们杀人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丹尼尔·达杨提出恐怖事件的新定义:“没有某种形式的媒体宣传就不可能存在的表现性事件”，这种行为有象征意义，“对这种行为的分量和律动，媒体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仅用媒体标准格式的普及来解释制造景观的暴力，因为暴力的媒体景观常常使人大跌眼镜，常打乱媒体的日程，而不是模仿媒体的格式【80】。一个更加广域的媒介化过程在这里起作用。

政治场域里有没有媒介逻辑呢? 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政治参与者共享的行为评价标准产生正面的媒体报道，通过这样的报道，政治价值的空间被重新塑造——我们不妨说是扁平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所有政治行为人的举止都要指向一种结果: 让人能在主流媒体里进行正面的“解读”。主流媒体不能正面解读的举措是难以追随的，甚至是难以提出的。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这种政治价值的扁平化有关系，和政治的娱乐价值的日益突出有关系(第四章)，和政治参与总体上受约束有关系(第五章)。第二种可能的媒介逻辑是，政治行为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程度上围绕其回应的问题会合，围绕其试图控制媒介输入和输出的问题会合【81】。克里斯托弗·福斯特(Christopher Foster)记述他在托尼·布莱尔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麾下工作的经历，十分生动:“我们不再有……足够的时间或能力对自己、议会和公众解释我们正试图做什么，因而没有相当的把握说，什么是适用的、行得通的举措。”【82】这不是价值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今日政界人士日常行事的变化。这样的实际变化有一种逻辑似的属性，因为它们超乎个人能反思和改变的可能。第三种可能的媒介逻辑是，政治与媒介中心神话不断竞争，难以避免纠缠不清。大型政治行为体必须维持对公民注意力的控制;同理，公司广告人和媒体公司也要控制公民的注意力。这就把各种政治机构与媒介场域的实际需要拴在一起了。

在实际价值和行为逻辑的层次上，政治是媒介影响强大的场域，我们辨识了媒介影响的多种形式。如果把这一切描绘为单一的媒介逻辑，那就会使人误解;如果期望政治场域产生一个线性的结果，更会使人误解。在复杂竞争的领域，如此线性的结果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