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体制里，名流(无论何种)是撬动任何东西的杠杆。”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里如是说，他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月亮宝石》是最早的罪案小说之一【53】。这句话富有洞见，预料到名流在数百年的权力关系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把握住了这种权力通过影响起作用的方式。不过，即使名气与威望的相关性是相当普遍的，但影响的“杠杆”在具体的场域里起作用。如果我们把科林斯的洞见译解为上一节里的语言，名流就是赢得了大量媒介资本的人，他们获益的方式是在媒体上亮相。当然，靠这种媒介资本获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约束其影响力的机制是媒介资本本身的流通性，其流通性在具体的案例中会遭遇到困难。如此，2009年年底，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的婚外情败露以后，他的名气受到重挫，不仅他的媒介资本锐减(有一阵子，他避免在媒体上露面)，而且他在具体场域里广义的符号资本也难以为继。于是，长期经营伍兹的安德森广告公司也解除了与他的合作关系;体育界担心，不能再用他的形象来推进高球进入奥林匹克的宣传了【54】。
丑闻是公共生活里的流行病，这不是因为人们的议论更多，而是(和第五章比较)因为公共人物的名气倚重符号(未必和具体的媒介相关)资本;换句话说，其名气依靠的是媒体对公共人物的正面评述【55】，依靠的是期望媒体正面报道所产生的杠杆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媒介元资本穿越社会空间达到的范围日益拓宽了。(www.xing528.com)
现在我们考察这些机制在具体场域里的情况。这将会确认，媒介化很难说有单一的媒介本位的逻辑，同时它又表现出有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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