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元资本与流行偶像：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布尔迪厄继承并拓展了韦伯的国家观念。他认为，国家不仅合法地垄断了物理暴力，而且垄断了符号暴力【36】。国家对其余社会空间实施的是什么权力呢?

国家在给司法地位和教育地位等概念下社会定义中享有优先的权力，布尔迪厄对此感兴趣【37】。国家在这方面的影响不仅在一个场域里起作用，而且通过“权力场”(field of power)在一切场域里起作用【38】。布尔迪厄论“权力场”时语焉不详【39】。实际上，“权力场”是超乎具体场域之上的空间;具体的场域在彼此的关系中争夺影响力。国家正是它们争夺影响力时的参照点。所以，它们争夺影响力的空间最好不要被理解为布尔迪厄常态意义上“场域”。比较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一般的空间;在这里，国家对一切具体场域的关系施加影响，从而对社会空间本身的运行产生影响。国家是“角斗场，其赌注是为各种游戏(场域)制定规则，尤其为那些游戏的再生产制定规则”。更准确地说，国家影响着各种竞逐的资本的“兑换率”，它们在具体的场域(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场域)里竞争【40】。也许，国家的影响还包括具体场域里对“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影响【41】。最重要的是，国家的这一权力不是来自任何具体场域的运作，而是强加于其上的权力。

倘若媒介机构对具体场域里的资本产生类似的影响，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会是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形式;借助“元资本”，媒介对其他权力形式施加影响。“元资本”只在宏观制度层面运行(所谓宏观制度层面就是元过程的层面，或者克罗兹所谓的“媒介化”)。“元资本”和具体场域里与媒介相关的资本虽然有关系，却与之截然不同。其理念是: 整个媒介场的“元资本”越大，具体场域里与媒介相关的资本就越显著【42】。让我再次重申，这并不暗示一种简单的“媒介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而是一种现实主义，这是基于物质建构过程的现实主义，它有助于建构围绕“媒介中心神话”的社会。实际上，媒介元资本理论使我们更准确地解释，在广阔而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媒介中心神话是如何设置和维持的。

媒介元资本这个概念还有助于我们廓清布尔迪厄关于媒介的很有趣的洞见。他论及电视对学术场域有增无减的压力【43】。他明确指出经济维度的压力(电视观众越多，卖出的书就越多)，却又暗示: 电视还施加间接的压力，它扭曲学术界至关重要的符号资本，造成一群新的学人，他们的符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电视上亮相的多少。为什么只假设媒介元资本在一个领域的变化呢? 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一变化在所有的生产场域都在发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屋顶的概念来把握其普遍的影响:“元资本”。如此，我们就能解释媒介对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包括那些非场域聚焦(field-focused)的方面，比如第三章和第四章里介绍的一般的媒介领域和文化消费的方面【44】。

媒介元资本的概念和布尔迪厄的一个基本观点十分吻合: 只有靠代理人在具体的场域里以具体的形式，资本才能实现。大厨做厨艺的系列电视节目，赢得了符号资本，但他在这个领域的符号资本未必能转换为另一个场域比如学术场域的符号资本。这是因为厨艺符号资本的特征未必会得到学术场域媒介的重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跨场域的媒介工作的重要性就会逊色;这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 一个场域里基于媒介的符号资本在某些情况下能兑换成另一个场域的符号资本。近年，一位著名园艺师艾伦·蒂施马奇(Alan Titchmarsh)在英国电视上成名，21世纪初，他的小说就很流行。有些媒介领域(仿真电视节目比如《学徒》、《龙穴》)成了公关公司、政界人士、商界人士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场所【45】。当媒体高强度表现一个生活领域(如园艺、烹饪)，它们就改变了该领域的内在机制，拓宽了媒介元资本横贯社会各领域的范围。实际上，假以时日，这正是媒介机构受益的重要途径，符号权力的名副其实的集中化使之受益。

在这里，场域论/媒介化的原理与本书第三章分析的媒介仪式更一般的影响合流。我认为，媒介元资本超越了对资本的直接影响，包含了比较间接的影响;间接影响的作用是: 在理解影响重大的社会表征和范畴中，媒介拥有合法性【46】。(www.xing528.com)

我们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流行偶像》/《美国偶像》格式为例来做一点探索。既是考虑其在社会领域的影响——暂时集中考察英国和美国的版本，探索涉及的也不只是人们模仿《流行偶像》的格式及其节奏和日常生活的风格(阿什德和斯诺所谓的“媒介逻辑”研究方法)。首先，我们不妨考察，在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的节目(《X-元素》里、《美国偶像》和《英国达人秀》的评判)里，权威是如何以其雄厚的资本为基础构建的;考威尔是全球电视业里片酬最高的艺人之一;在全球媒体和创意产业里，这些节目的资本很雄厚【47】。第二，我们的探索不能止步于此。电视节目评判演唱才能的念头出自媒体日益增长的元资本;也就是说，在许多具体的竞争领域，在何为符号资本这个问题上，媒介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增长。第三，和媒介元资本的概念一致的是，围绕这种节目格式的辅助的和正当性的文化源自媒介表征和范畴;这些表征和范畴一般在社会空间里流动，既在具体的竞争场域之内，也在这些场域之外，它们成为日常欲望、论点、论据(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用语)的参照点。媒介机构赋予流行音乐这种场域神圣的价值，用《美国偶像》这样的仪式格式使之自然而然。但这一切探索里的因果机制不是格式本身，而是格式确立的赋予和确认权威和范畴资格的机制。这个机制的确立部分取决于艺人的媒介资本，部分取决于媒介元资本的一般的分类过程和总体的动力。

这个例子对我们理解媒介化有何意义呢? 它说明，以流行音乐产业为例，如果它和广域的媒介生产的相互依存度高，媒介化几乎就以严格的、近乎“逻辑”的方式起作用【48】。在流行音乐之外的许多场域里，它们和媒介场域的相互依存不那么直接，于是更加微妙的相互影响形式就有可能。在下文里，我们将要探索政治、教育、宗教和艺术场域里相互影响的多种微妙形式。

如果把媒介化和场域论结合起来，就会创造国际比较研究的新机会。比较媒介化在不同国家的运行机制时，我们就要考虑机构和场域组织里重大的国际差异【49】。如果只比较媒介格式适应不同国家的情况，那是不够的。这是媒介化比较研究的初级阶段，许多比较大的问题尚未解决: 比如，在什么情况下，媒介对越来越多的场域产生影响，使与媒介相关的资本转化并跨越社会空间，从而产生威望和资本的新形式(名副其实的“媒介资本”)呢【50】? 无疑，通过媒介元资本在政治场域里的运作，由于政客对国家实施的行政影响，国家(以及国家内生成政策的具体场域)受制于媒介的元资本。但我们要问，这对不同国家的政治权威有什么深层的含义呢?

有些著名的例子说明，政治权威与基于媒介的威望实现了融合(从著名的罗纳德·里根算起)。至于这是不是普遍的趋势，是不是局部场域相互依存的具体结果，那倒不清楚。这就导出了一个更加基本的不确定性: 经济(商务)、政治(国家)和符号(媒介)对权力场(也许它们都应该被称为元资本)的影响如何互相渗透呢【51】? 它们的互相渗透是通过无结构的竞争、等级制的竞争吗【52】? 虽然这个较大的问题尚未解决，但有些有趣的可能性倒是出现了，我们不妨考虑媒介化在不同场域里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