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场域与数字媒介的普遍影响

提出场域论之前，布尔迪厄已完成他的符号权力论述。符号制度跨越社会空间产生信仰，对此他颇感兴趣。但他关心的是教会，而不是媒介。在一篇早期论文里，他说，有些符号权力非常集中，成为社会景观的主导力量;结果，这样的集中化现象就看似自然而然，并被人误读，其深层的任意性就难以看见了。如此，符号权力就从纯局域的权力(构建一条论述、创作一件艺术品的权力)变成了广域的权力，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建构社会现实的权力”【29】。根据这个强势的定义(比较第三章)，符号权力使认知力量和社会力量这两个关键的范畴获得了正当性，符号权力的定义就被置于“场域结构中，信念就是在场域里生产和复制的”【30】。20年后，布尔迪厄在论述电视的符号权重时回忆他对符号权力的论述;在他的场域论里，电视的符号权重似乎没有锚泊之地。请看看他在《论电视和新闻》(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里说的一段话:“一事物导致另一事物，最终导向电视;电视号称记录现实，却创造了现实。我们越来越逼近一个临界点;在这里，社会首先是被电视描绘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电视规定的【31】。”这是经典的迪尔凯姆式的观点，在阿什德和斯诺的著作里，他这个观点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在布尔迪厄场域论的追随者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冲动，他们也渴望理解媒介对社会空间的普遍影响。帕特里克·尚帕涅(Patrick Champagne)分析了媒介对当代政治场域的冲击。他说，新闻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他将两者的关系称为“新闻—政治场域”或“空间”。他断言，这个关系以破坏性的方式改变了政治的定义。借助一种“循环逻辑”(circular logic)，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对一种公共舆论进行“回应”，其实，这一种公共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建构的。他们设计民调问题，报告问卷调查的结果，影响记者的政治报道【32】。稍后，我将回头说与“逻辑”相关的理念。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场域里行为人的表征对另一个场域里的行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呢?这就是所谓的“跨场域效应”(cross-field effects)问题【33】。(www.xing528.com)

在这里，尚帕涅引入“媒介资本”(media capital)的概念，意在把握人们影响新闻事件的能力【34】。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个概念的意思。①他是说，媒介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就像经济资本一样，适用于任何领域(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②我们不妨把他的话放进场域论的基本设想中，但这有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问: 媒介资本从何而来、如何使用? 是用在媒介场域里吗? 是用在主体最活跃的其他场域(政治、医药、学术)里吗? 也许，“新闻—政治场域”这个混杂的术语的要害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无关紧要。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一拷问来解释一切非媒介的场域，解释其与媒介的关系，结果就会把所有的场域融合为单一的“新闻-政治场域”，或者会产生一整套与之类似的场域(医药、政治场域等)，而每一个类似的场域都有自己版本的媒介资本。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尚帕涅的概念，场域论模型对具体场域的动力学区分都产生损害了。如今，许多场域的运行都倚重与媒介相关的资本形式;这个观点对澄清他的意思至为重要，也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洞见符合常规的场域论。一个潜在的办法是借用布尔迪厄后期论国家的模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