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政治参与条件：政治的原因

太多的政治论述集中讲制度，忽视了个人层次，即市民的政治取向和技能。这个层次对理解人们是否有理由参与政治，至为关键。制度政治的动因日益脆弱，对尚未参与政治的市民而言，这样的变化产生了一些隐性的影响。兰斯·本内特(Lance Bennett)介绍了新近所做年轻人的“公民网上生活”研究，并指出，我们要承认，“政治参与的路径”范围广阔。但我们还要指出，政治参与在“赋权或去权语境里”的深层根基:“大多数年轻人不相信，跟踪和学习各种问题能转化为决策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下，虽然最近有意参加选举的人数略有上升，但认为下一次大选中会去投票的50岁以下的英国人还不到50%。显然，如果年轻人“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人倾听”，“互动式”网络对他们的参与感几乎就没有什么助推作用【95】。政治社会化的前途和政治参与或不参与之间的缺口，事关重大。数字媒介未必会改变这一局面。同时，传统媒介的重要性常常超乎人们所料。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电视辩论普遍被认为是使人意见变化的事件，不过，社交网站上的评论放大了电视辩论的效应，至少对年轻选民和新选民有这样的影响【96】。

我们先说政治参与的“供给”面。暂不谈任何设想: 今天的信息界面的互动性本身就是参与，因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仅有“转换性”互动，而且有合作之举的真实可能性【97】。我们不妨回顾皮埃尔·罗桑瓦隆观点: 今天的政治含有越来越多地刺激人参与各种形式的“反政治”——“人们以看门狗、否决权拥有者和评判者”的姿态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参与“普通民主”形式的刺激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说，赞同明显的政治目标的持久的政治行为逐渐减少了。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消极的联合比积极的联合容易组成【98】。罗桑瓦隆担心的变化是，自下而上构建政治可能性景观的刺激和反刺激因素的平衡正在转变: 虽然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一转变，但媒介正是促成和放大这一转变的动因。媒介协助负面行为聚集力量，引人注意，对制度行为人施加极大的压力。至于正面的政治行为，媒介使建设性的政治(含既有的和新颖的)因素失去平衡，对常规的“政治”领域构成挑战，将其描绘为危险的或暴力的，切短了新评价方法能建构的时间尺度。数字媒介风景加剧了这样的不平衡。

我们转向政治参与的“供给”面。今天，在什么情况下，基础结构里的刺激因素才能把个人行为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行为呢? 大多数情况下，决定性因素是大型行为体，它们对媒介生产和传播的网络施加影响，主导着世界大事的建构【99】。大众自我传播依靠的资源所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推销性资源群都掌握着大公司等大型行为体的手中【100】，于是，评判个人政治行为的风景就受到影响。任何个人话语的刺激因素大大增加，媒介消费的超饱和环境随即产生，个人不太可能从这一环境里挑选注意和参与的主题。20年前达尼洛·佐罗(Danilo Zolo)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注意都使人的受益增加，这就意味着，对特别的政治课题的注意就有所减少;自然，对政治的被动注意减少，主动注意就更加少了。不错，如我们大家不看电视，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去跟踪网上熙熙攘攘的政治传播，但在信息和意见流无穷多的时代里，这样的“认知盈余”足够吗? 在后官僚主义政治的时代里，传统的忠诚和“利益本位的政治附属关系”不再那么重要，短期“事件本位”的忠诚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制度变化使旧的公民责任模式不再稳定，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社会化公民两个维度的鲜明鸿沟，对年轻人尤其如此【101】。

至于人们实际使用数字媒介的情况，遵循证据而不是媒介的宣传尤其重要。帕布洛·波切考斯基对阿根廷新闻生产和受众对于旧内容的宏富研究显示，大多数新受众不读博客或网上评论，最多不过扫描这些主页上的标题，不点击网页提供的新闻链接【102】。与此同时，虽然丹麦的互联网很普及，政治效能高，但是参与网上政治评论的人很少，用社交网站谈政治的人也很少【103】。上网本身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正如马修·普赖尔(Matthew Prior)在美国的研究指出，“看娱乐节目多新闻节目少、接入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人，对选举的情况知之较少，投票的可能性也较小，不如其他群体的人”【104】。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正规的“公民环境”，没有建设性政治行为的有意义的语境(茶党的负面政治是一个吊诡的反证);另一个原因是，跳过政治知识、直接点击网上娱乐轻而易举【105】。

任何转换性政治策略都试图协调话语和行为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的作用是转换日常生活的结构;这样的策略还必然挑战得到媒介提升的、浸透日常行为的要求。请考虑工作场所事无巨细的监管手段;与监管联系的能力可以和组织雇员工作生活的预想性叙事(“对象”、“任务”、“个人目标”)联系起来。监管饱和的工作环境的要求转换成了互相监管的社交、休闲和消费的环境【106】。这样的监管将复制压力，产生八卦、“泄露”、揭秘和丑闻。互相监视始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数字媒介支持的互相监视越来越接轨机构监视的快速、广泛和连续不断的监视。与此同时，正如波尔坦斯基和卡佩洛所言，网络生活增强的流动性压缩了社会资源，集体借以建设和维持的可供选择的价值资源就减少了【107】。马克思通过“经济生活的沉闷压制”看到了转换性政治所受的约束【108】，如今，这样的约束获得了一个社会文化维度: 我们不妨称之为“媒介饱和生活的沉闷压制”。(www.xing528.com)

于是，一方面，潜在政治行为的可能性比前数字时代获得了更多更好的资源。这一变化不依靠个人掌握新技术，所以它超越了富国的圈子。如今，网站、手机、社交网和推特对政治行为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上一个十年从菲律宾到伊朗，这一个从突尼斯到英国的“英国反避税运动”(UK Uncut)【109】。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关联的原因，积极政治和新政治制度建设的长期战略却受到更大的束缚。今天放大了媒介环境里大量的“噪声”填满了新闻周期的缺口，这和旧媒介环境无异【110】。更微妙的是，妨碍人们冒积极政治(劝说他人改变生活方式)风险的互相监督和社会评判，得到加强了。网络化更有效地截断了“沉默的螺旋”，反政治都不顺从的螺旋不能再转了【111】。这就构成了双重的运动，一是“反民主”的高涨，一是对“普通民主”约束的强化;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双重运动可能会形塑政治革新【112】。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主流新闻的参与性越来越强，那又意味着什么呢【113】?

上述分析对民主化有何意义呢? 让我们回到蒂利的民主化三条件。在数字时代，他的第三个条件——“主要的非国家权力中心脱离公共政治的自主性受到压缩”的地位有所上升了。所有的机构都有了更大的通透性，对媒介的细察和丑闻抱开放的态度，于是，任何制度权力中心都难以和公共政治隔绝了。诚然，某些网络(如罪犯的网络)能隔绝，它们只能靠不公开来实现隔绝。蒂利的第二个条件——“公共政治向任何社会类别的参与者开放”并不明晰，因为它取决于不平等的程度: 主流的评价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类别的不平等。在有些地方，比如严重限制妇女参政的地方，媒介景观可能会提供机会，让人挑战旧的评价方法【114】。在另一些地方，比如第四章提及的地方，平衡可能指向了另一极。蒂利的第一个条件——“受信赖的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在数字时代不太可能得到提升，这是因为政治信息饱和度的增加意味着，信赖支持必须实施磋商的机构的理由减少了，人们不再信赖这种磋商机制的理由增多了。与此同时，更多的政治决策层次脱离了民主程序存在的空间【115】。

新的民主化潜能至多是模糊的、不完全的;相反，数字媒介去民主化的潜能(弱化现存民主国家的制度基础)多种多样，连续不断。此外还可以考虑主流媒体遭遇的继续不断的压力，其趋势是政治立场窄化，政治经济学早就注意到这个趋势【116】。我们要谨防这样一种态度: 赞扬“传播本身是一种技术事实……其固有特征是善”【117】;同时又不要忘记，传播形式本身不足以建设和维持全新形式的公共政治。

[1]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抗议运动和高校改革》、《知识和人类旨趣》、《交往行动理论》、《事实与价值》、《包容他者》、《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