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要素：谁与什么-媒介、社会与世界

政治参与者的集合总是比主流政治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官方清单大得多。对未被授予说话权威的人而言，暴力或非暴力一直是政治行动的一种方式。与国家的合法暴力(马克斯·韦伯语)相比，这种暴力处在合法政治的边缘: 它常常不被赋予政治的名义，而是被称为“恐怖主义”。关于新数字政治的论述首先关注的不是暴力的政治。相反，它们集中宣称，数字时代造就了新型的合法政治行为，这就是被承认的政治话语行为人发出的新的声音。

本科勒所谓的互联网的拓扑学使新型的合法政治行为人成为可能。首先是网络行为人: 他们是政治协调的分布式行为人，跨越空间把许多个人、群体和立场联系起来，不需要一个物质实体的总部，也不需要受束缚的社会成员身份。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在线网络的崛起，以及墨西哥查帕蒂斯塔民族解放军的造反，网络行为人越来越凸显出来。1999年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峰会遭遇的抗议风暴以后，一个全新的网络化政治组织的传统出现了【70】。互联网创造了条件，使非正式的政治行为人能够组织和构建网络共同体，挑战国家政治的边界。设计精致的运动网站比如英国的反垄断网站(Tescopoly.org)可以命名一个挑战的地盘，为地方的运动提供网络资源，为维持将来的动员和缓冲器行动提供一个参照点。如此，它们拓展政治行为的容量和规模，使日常的政治行为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政治行为人的范围也得到拓展。国家范围内的政治行为人迅速发展，以英国的母亲游说网(Mumsnet)为例，该团体从一个小组很快成为一个兴趣相同的共同体【71】。

为什么会这样迅速发展? 首先，远距离匿名行为的可能性减少了怕报复或尴尬的行为障碍。一般地说，互联网是“网中之网”，使联网行动者容易互相联系，以构成更大的网络。互联网上的欢乐也至关重要，非正式的连接很容易实现，不涉及彼此的差异;面对面交流时，这些差异倒可能成为区隔人的疆界【72】。劳伦·朗曼(Lauren Langman)宣称，互联网需要我们全盘重新思考“政治动员”的性质。我们不再可能知道，一个政治动因会以什么形态出现: 网络化的可能性太多了【73】。法学界人士贝丝·诺维克(Beth Noveck)作出了最激进的推断: 政府应该在司法上和政治上承认，网络化的群体是负责人的实体，能对政治决策作出贡献。2011年，冰岛政府在网上征求对新宪法的意见，这也许是诺维克建议的第一次实际应用，虽然这个国家只有32万人【74】。

其次，出现了新型的个体政治行为人: 不仅有人格魅力的政党领袖或罢工领袖、授权对主流政治发表评论的人(记者)、沉默的党员或示威者可以突然获得政治行为人的地位，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个人由于网上当选也能一举获得这样的地位了。

博客是一种令人注目的现象，超越了政治“评论”(本书第二章用语)的范围，但其具体含义尚难确定。个体博客人是真正的政治新声音吗? 有些人无疑是这样的: 比如，2007年，中国厦门市民上传图片和文本抗议议定开建的化工厂;2011年一、二月埃及起义期间，警察打死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是一位博主，也可能并非巧合。但许多博主是旧式的政治精英，其声音储存在印刷品里，而不是在政治密室里回荡【75】。

国际比较使分析的复杂性大增。在韩国，2005年的博主逾1500万，与之相关但有独立的公民新闻社群“我的新闻”网站(Oh My News)似乎真能代表广大的民众;他们自动员的能力在最后一刻逆转了总统竞选的选情。在中国，2009年年底活跃的博主据报多达1.4亿。尹海青(译音)指出，中国博客世界与主流意识形态维持一种游戏的关系，但这种幽默和评论在政治上对威权主义的政府构成挑战。在伊朗的威权主义制度下，活跃的个人和群体博客世界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们显然在与主流政治抗争。美国和英国的比较复杂。2009年，18—29岁的博客人减少了15%;与此同时，在碎片化的美国政治空间里，抱团的博客人划定地盘、捍卫一点点获得的新地盘;他们的言论常常超乎正式的政党或组织，如果被主流媒体引用，他们就能把政治频谱拽向以利于自己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界人士(如萨拉·佩林)可能暂时放弃官方的地位，回归博客、脸谱等网页上的个人。在英国更集中化、竞争较弱的政界，重要的政治博客人比如圭多·福克斯(Guido Fawkes)和伊恩·戴尔(Ian Dale)，在一定意义上是评论人的数字翻新而已，他们总是在政治影响的边缘徘徊;不过，当他们的博文经常被主流媒体采用时，他们就拥有了权威(圭多·福克斯2010年对外交大臣威廉·黑格的揭发即为一例)【76】。看起来，这更像是对主流新闻的强化，而不是与之抗衡的反逻辑【77】。

考虑广域的互联网时，我们看到，个体政治行为人里等级化的压力是很大的。个人的网络能见度不是偶然的结果，那取决于被搜索引擎采用(优先顺序以链接次数为基础)，取决于网络用户的推荐【78】，或取决于被嵌入系统比如手机应用系统推荐的次数。前两种与旧式的巩固政治权力的方式差不多，推荐的博客来自主流媒体的行为人时，尤其类似旧式的方式【79】。被大肆渲染的推特的民主潜力也有耐人寻味的集中化趋势: 互联网生态研究项目(Web Ecology Project)发现， 2009年伊朗革命期间的推特博主中，59%的人只发过一篇博文，顶尖的10%推特用户却发出65%的博文【80】。(www.xing528.com)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潜在政治行为人的成长。以英国为例，有一些博客和微博客写制度生活，他们对政治辩论的贡献尚未得到承认，但只要有合适的政治语境，他们就能从阴影中冒出来: 原本被禁止公开自己工作情况的医生、教师、警察、妇女、军官、法官、医药公司的雇员在微博里发声，冒出来了【81】。这个潜在的个人政治领域是新现象，只有在互联网的网络科技中才能出现。跨边境协调的政治行为(维基解密)可能会扰乱旧的规矩: 信息和贸易流往往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82】。新的政治行为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但这些后果未必是好的【83】。这个结果是政治行为的一个新的储备。

我们承认，政治行为的频谱在“信息丰裕”的时代拓宽了，产生了布鲁斯·宾伯所谓的“后官僚主义政治形式”。但识别新的政治行为人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的行为如何铆接起来的条件，借此，他们的行为形成长长的“行为链”，并被承认为政治里的“什么”要素的构造成分。政党之外的主流的政治博客就成为常规的媒体信息源，于是，他们就成为政治“行为链”的一部分;不过，大多数博客人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地位。无疑，新的网络在全球政治中有一定的能见度，但它们有多大的持久效果呢? 公民议政常常和权力的实践脱离;同时，网上露面要走出精英的小圈子，并转化为现实生活里的在场与合法性，那是有困难的。因此，马修·海因德曼对博客作了冷静的评估。他说，博客是“新精英媒介”，在民主国家里，博客的作用是难以否定的。我们应该记住，许多小规模的民主“亚行动主义”缺乏桥梁，难以和连接到“正式制度领域的……决策机制”【84】。

然而，原则上，分散的公众很容易在网上联系起来，如此，围绕具体问题或政治危机的“公众的公众”就应运而生【85】。我们看看几个例子。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北美等地的反全球化网络是显性的政治行为体，而不是隐性的政治行为体。但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的政治议程呢? 或者说对市民的政治理解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暂不论与主流议程贴近的网络行动体(非政府组织)，可以说，在过去的20年间，虽然政治行为人的范围扩大了，但西方的政治议程几乎没有变化: 实际上，在过去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议程大体上维持不变【86】。原因的解析可能就在于上文确认的三个维度: 权威、评估、构架。虽然政治行为人的队伍扩大了，但政治变革还需要这三个维度。政治权威的分布要变;权威的变化必须植根于评价方法的组合变化;评价方法的变化又取决于一个条件: 界定社会关怀和政治需求的空间是如何构建的【87】。这就需要跨越性别、年纪、族群和阶级的结盟。正如近期一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研究所示，这还需要维持政治行动体露面的物理空间。完成诸如此类的变化颇为困难，即使资源雄厚政治行动体要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有困难。杰弗里·朱里斯(Jeffrey Juris)对反全球化运动的研究非常出色，他揭示了这些新政治行动体遭遇的种种挫折。新的政治行动体可能在网上出现，美国的茶党运动即为一例。但它只有67000名党员(2010)，却有两个关键的优势: ①它的造势和美国社会的主流评价方法(亲上市场、反国家、亲地方行动)一致，而不是对抗; ②它得到富裕大公司的支持【88】。

茶党这个例子把一个重要问题推向前台。推进政治行动基本资源转化、增大政治行动体名录的力量同时又是一切政治机构(含既有政治行动体)受益的力量。信息丰裕对机构性政治行为人的意义十分复杂。安德鲁·查德维克(Andrew Chadwick)指出，“互联网……给政治精英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地位的方式即得到强化，又更见多样了”【89】。但机构也必须假设，凡是和它们打交道的人(雇员、顾客、承包人)都能写博客，所以泄露容易(按发送键就可以把邮件发出去)，而且多数人有写博客或泄露信息的动机。结果，媒介机构热衷于控制新的新闻资源，急于寻找新的方式来转移摇摆受众的注意力，但它们却产生了新漏洞【90】。乍一看，机构性漏洞似乎有益于民主: 揭示既定的机构权威，增加论争性政治的范围。但请注意，同样的机构性漏洞影响着政治机构本身，国家及其机构都受到影响。英国有总部错误的泄露(充满机密的笔记本遗失)，美国有阿布格里监狱的虐囚照的泄露。对依靠国家资源的某些机构(如警方)而言，这样的信息在公共领域流传泄露或许有好处。机构漏洞的增加可能会产生个体政治行为人的新形式，我们重申，这样的后果总是需要参照其他的动态机制的具体分析。正如兰斯·本内特(Lance Bennett)及其同事所示，以阿布格里监狱的虐囚照为例，美国报界的运行以准战争状态为立足点，它们给虐囚照设定的框架是“虐待”，而不是“动刑”，借此将其后果“中性化”了【91】。

无论如何，个人的政治扰乱行为给我们透露的长远的民主化信息几近于零。创建新的政治机构的概率有多大呢? 使这种机构拥有足够的权威去改变评价方法和挑战政治空间的框架，有多大的概率呢? 我想说，概率是很小的。即使根基很深政治机构也难以“维持跨事件和问题的运行”【92】。相比而言，创建新的政治机构并使之拥有足够的权威去维持基金政治行动的计划，那不是困难得多吗? 在政治丑闻已如家常便饭的时代，所有的政治权威都更加不稳定了，创建政治权威新形式的尝试的不稳定性加倍了。

总之，网上合作性的社交内容和政治内容的生产，显然有新的机会【93】。实际上，尤尔根·哈贝马斯[1]所谓的“公共领域”的边界和动力机制业已改变: 过去向机构查询，过程缓慢;如今是快速的信息反馈回路，多节点之间的信息流动速度惊人，用中国话说就是“风风火火”【94】。转换性政治行为的可能性静悄悄地向短期扰乱性干预倾斜，偏离长期积极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