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回顾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关于政治的经典定义，他将政治视为“商品、服务和价值的权威分配”【65】。这个定义太狭隘，因为它没有考虑围绕什么是权威而展开的诸多竞争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需要什么商品来分配。这样的竞争不是抽象的“元政治”，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除了这一点修正之外，伊斯顿的定义是一个好的起点，足以让我们考虑数字时代的政治条件。为什么? 因为它指认了我们必须随时牢记的清晰的一维: 权威。政治合法性是继之而起的问题。
权威与评价相关。法国社会学家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坚称，社会不再由共同的价值整成一体。如果我们以他们的论述为出发点【66】，那么，任何变革性政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 日常生活里某些或一切重要的评价方法必须变化。形塑政治前提条件的第三个维度是构架(framing)，即“世界”的建设，这是政治活动里建构和转化的世界【67】。媒介是构成这些政治语境维度的关键要素。卡斯特论述的力量在于，它承认所有这三个方面;然而他的网络社会理论几乎不涉及权威、评价和构架之根的社会领域【68】。如果我们更认真地审视媒介在这个基础的社会层次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对数字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论述又会是什么样子呢?(www.xing528.com)
在短短的一章里，我不能给诸如此类的问题提出圆满的答案，但如果浏览论数字媒介和政治的大量文献，我们就可以辨认一些关键的社会因素，将其融入更充分的理论表述，厘清数字媒介改变政治的方式。我在第五章的论述以前四章为基础，并有所发明: 第二章讲了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复合体，第三、四章讲了媒介在表征社会世界方面的作用。在这里，我先讲政治里的“谁”: 什么人或什么物可以算是政治的动因? 然后我讲政治里的“什么”: 什么物能以多种方式成为政治的动因，即审议、行为、决策的作用。最后我讲政治里的“为什么”: 什么样的大语境或框架使某些政治行为人/行为成为可能或不可能? 此外，我们还要提防，变化中的“谁、什么和为什么”等政治要素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能会形塑时代的政治变革，正如布鲁斯·宾伯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民主本身“的信息越来越丰裕，传播越来越密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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