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社会与政治:媒介与数字媒介实践

世界的新电子基础设施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思想的大市场……所以，我们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的见证人;权力真的正在走向人民。

——瓦尔特·李斯顿(Walter Wriston)【1】

互联网与人们政治上的社会化不太协调……互联网是一种毗连关系形式，是其他面对面关系和中介化渠道和过程的延伸，但仍然和这些渠道和过程整合在一起。

——詹姆斯·卡茨(James Katz)和罗纳德·赖斯(Ronald Rice)【2】

民主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总是不完全的，永远存在逆转即去民主化的风险。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3】(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社会功能理论的一些基本设想如今已经过时。那些设想是: 一个单一的社会系统，充分整合的社会价值，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社会过程。当代的社会理论挑战那些设想【4】。布鲁诺·拉图尔拷问将社会本身作为分析对象的思想，提出“社团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的概念【5】。相反，本书前四章显示，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社会秩序尽可能少做预设，是明确指出价值的多元化，既不存在解释性的社会“中心”，也不存在媒介过程的一致的“中心”，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当代媒介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向心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虽然我们出发点的情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跨越国界的，但我们还是能对早期社会描述的诸多方面予以修补。

然而，新媒介的崭新特征会产生什么样的转换潜能呢? 倘若数字媒介含有新社会、新政治的独特原理，那又怎么办呢? 许多论者就有这样的希望，因为Web 2.0的社会分布式性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的技术变革浪潮中，总是伴生着政治和社会联系的新形式，甚至激进政治的新形式。比如，对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而言，希望寄托在政治小册子之上【6】。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互联网的描述被扭曲了，这就是文森特·莫斯可[1]所谓的“数字化崇拜”(digital sublime)【7】。然而，吹嘘也好，不吹嘘也好，我们都要承认，互联网是制度革新潜在的主要源头，因为数字传播的实践，和两个世纪前的报纸一样，构成了制度力量的资源【8】。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使诸如此类的辩论特别引人注目。

数字媒介的形式和基础结构本身就可能是构建一种独特社会组织的手段，并不需要过去200年间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组织的中心——这样的可能性给人以政治上的激励。但我们一开始就要记住两点。首先，政府、媒体、公司甚至许多公民社会要素都有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要避免这种重大的重组(这是第一章就提出的权力问题)。其次，媒介特征基础上的政治和文化变革预测，往往倚重相当浅描的社会过程。多谢拉图尔告诉我们，这不是因为“社会”并不存在，而是因为对数字化社会生活的“结构”的记述【9】，以及对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活资源的记述，尚待开发。我们在本章后半部将会看到，许多因素暗示，数字媒介对民主政治的意义，人们的评价并不那么乐观。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讨论之中的对象是世界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制度母体和文化语境。弄清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明白，汇丰银行的金融家沃尔特·李斯顿的技术自由主义宣示(本章开篇第一条语录) (万维网发明之前的宣示)，为何至今不能实现，为什么第二条和第三条语录的谨慎态度是必要的。

民主应该如何起作用? 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理论，如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审慎的和精英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倚重某一个特别的立场。我最多从一个前提出发: 民主化是好事，为此目的，正如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所言，“民主的理念建立在文化基础上，文化鼓励人们共同努力……文化是一种手段，它关怀世界的某一部分，关怀其生活形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