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引擎的功能及其对信息空间的影响

互联网的结构和规模呈现出更加深层的“伤害”问题，因为一切知识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隐蔽的做法去获取。在第二章里，我们介绍了任何人在探究世界里所起的作用。在这里，伤害问题更复杂，这是因为，如果互联网有效而无限的信息空间绝对平坦的话，搜索引擎依托的过滤机制是不能运行的: 如果它接入网络空间，它就必须是不平坦的，否则它就不能生成引人注意的差异【78】。互联网的基本拓扑学(通过大量链接的枢纽和节点的累计而构建的倾向)包含了我们用搜索引擎能“看见”的内容【79】。谷歌的网页排序系统评估什么网页优先时，其依据是网页的链接数量;这种强化了“优先附加”的机制，使“流行”的网页更加受欢迎【80】。一些重要的隐性后果随即产生。因为搜索者往往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求得满意的结果，而不是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求得“最佳”的结果【81】，因为信息量(以及对搜索引擎的依存度)以几何级数增长，搜索者越来越不太可能超越搜索第一页所得的条目【82】。结果，凡是嵌入谷歌(或其他搜索引擎)的算法“偏向”对信息空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大，除非这些偏向得到了充分的揭露。

这对新闻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许多新闻消费者依靠搜索引擎、网页和“简易聚合”(RSS)新闻服务以得到个人化的新闻【83】，而且连新闻记者也用谷歌来发现并追踪新闻，以便使自己采写的内容检索起来容易。结果，正如搜索引擎权威学者亚历山大·哈拉维斯所言，有理由相信，大众媒介的逻辑和搜索引擎的动力学会互相强化，并不需要共谋或策划:“谷歌”越成为我们观照世界的“窗口”，认清诸如此类的隐性结构力量的难度就越大，在实践中调整这些力量的难度就越大【84】。这对我们经验中的“世界”的地理平衡产生隐性的后果。这个世界越来越广袤，却以显著的方式预先就暗示着丛集的后果【85】。

接着爆发了关于搜索引擎政治和伦理的论争。根据近来对新旧媒介公开辩论的评估，“搜索引擎给既有的行为者和机构更多的空间，实际上起到了压制辩论的作用”;互联网不是信息自由的空间，而是不同类型信息(受相互竞争的搜索引擎驱动)争夺注意力的市场，一切的不平等从这里汩汩流出【86】。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走得更远，他甚至说，互联网与其说是“创新的结构”，不如说是“控制的结构”。这种控制盖源于多种因素，计有: 互联网基础结构依据的代码，i Phone之类的硬件预先嵌入的使用限制，它们将专利软件和界面强加在用户头上。可以说，手机的“应用服务”代表着一个重要的领域;正如本书第二章所示，完美的经验世界被重构的方式有利于大公司玩家，玩家的手腕不会敞开让公众看【87】。(www.xing528.com)

倘若上述理论家对互联网结构的批评是正确的，正如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所言，我们就需要下更大的工夫，研究网站和在线门户网站在内容挑选和表现方面的偏向。我们还需要后台信息政治(back-end information politics)，揭示形塑隐蔽资源争夺战的力量，让资源从隐形变显形，在网上显身，供我们使用【88】。在这里，媒介研究的历史给我们似曾相识的感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专业新闻源的多因素研究，如今被激进化，涵盖了任何人使用的信息源。一旦考虑营销人士(政治的或商业的)如何瞄准“资源信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信息政治的需求自然就更加迫切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