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民主化功能可行吗？

当然你可能问，在人人都能成为媒介生产者的时代，这一切都由于数字媒介的生产而改变了吗? 实际上，仿真媒介的爆炸性增长难道没有改变媒介议程的内容吗? 如果我们如今真的透过媒介透镜看自己，那又怎么样? 15年前，英国的“普通人”的意思无疑是没有媒介经验的人。1996年，我采访一位生平第一次参加抗议活动的名叫露易丝的女孩子。她说:“我们是普通人，没有媒介经验，没有抗议经验，什么经验也没有。”另一位抗议者雷切尔说:“电视令人激动，其他人和我一样激动。”如今一切都变了吗? 有人认为，脸谱网是超真实的场所，年轻人在这里体会波德里亚所谓的“交流的狂喜”【42】;还有人说，世界各地的仿真媒介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们对媒介过程边界的理解。即使仿真媒介的某些格式(如红极一时《老大哥》格式已经在英国结束)露出了疲软的样子，世界各地仿真媒介的普遍增长并没有减弱的迹象【43】。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媒介隐性伤害的深层原因而言，仿真电视节目的长期后果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在电视上倾诉自己的故事、表演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机会，而电视仍然是首要的共享媒介，那么，对这些人而言，媒介的隐性伤害就会被治愈: 至少对他们而言，电视将成为我们大家经历的一部分。但我们有很多理由表示质疑。从最基本的层次看，有一个人口规模的问题。在媒介规模比较大的国家里(英国有6000万人)，我并不认识任何上过仿真媒介的人，也没有任何朋友告诉我，他认识曾经上过这种节目的人。在其他国家，比如人口在500万以下的挪威，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除非造成隐性伤害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媒介权力的隐性伤害能得到满足吗? 这要求每人至少在媒介里露面一次。在媒介里露面隐含的后果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让我再次引用黛比参加基尔罗伊(Kilroy)主持的白天脱口秀节目后的自述，她多半集中讲回家以后看电视录像的经验，录制现场的经验讲得并不多。看录像带时，她感到震惊:

我想，上帝啊，那是我。我上电视了。上帝啊，真奇怪(笑)……我记不清在那里了……在电视机上看录像和在录制现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或者说，那不像电视，倒像是有人在家里用摄像机拍的。你心里想，上帝啊，那是真的上电视吗? 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了吗? 不知道，我真的不得不从头到尾把这盘磁带在翻录一遍，因为它把我吓了一跳。

黛比难以将两种状况(上电视和在家)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她开始怀疑录像带的真实性: 那仅仅是一盘“家庭拍的录像”(媒介世界之外录制的)吗? 媒介和普通世界的鸿沟是不容易填平的;这条鸿沟深深地嵌入根深蒂固的态度中，在社会的符号资源不平等的关系中盘根错节。这还没有考虑媒体中露面所产生的直接的负面经验，上文引述的《荒岛余生》的故事里就有这种伤害。

若要仿真媒介的发展逆转媒介的隐性伤害，那就需要发生重大的变革，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上电视。这是因为媒介的隐性伤害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缺席造成的，而是媒介化社会的总体形貌造成的: 其基础是，媒介生产的空间、时间和文化世界与媒介消费的世界常常是分割的。若要扭转这样的地理分层，那就需要媒介和社会全新的形貌;需要我们大多数人习惯成为公开流通信息的常规的资源，至少要认识身边这样成为公共资源的人;需要我们习惯用自己的名义讲故事，至少我们可以想象成为靠媒介影响的讲故事的人(通过我们进入的网站、我们积极参与的群体、我们能影响的网络)。甚至需要我们习惯偶尔享受来自媒介机构生产之外的娱乐。许多人认为，优视网上大量的业余视频就是这种革命的开端。但总体上看，在英国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革命条件得到了普遍的满足。

若要考虑英国仿真媒介在过去20年里的主要格式，并且问人们是否已经习惯通过这种形式去自己讲故事，证据正好指向相反的方向。无论查看参与者的选拔、节目的剪辑过程、后续的解释，我们都发现，争议比比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英国仿真媒介里稳定下来的角色都不是个人被授权紧跟时代角色，而是媒介控制或过滤的讲故事的角色。在英国，这种角色的例子有:(www.xing528.com)

● 专业的主持人(如特里尼与苏珊娜［Trinny and Susannah］)对节目作出判断，要求参与者接受安排;如果参与者要得到机会去完成建立在节目上的自我变革，他们就必须言听计从;

● 专业的评判人，比如剧组的心理师或营养师，他们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拉开一定的距离，不直接参与互动;

● 专业的评论人，节目上映后评论，比如英国系列剧《学徒》主要的几集播映后的评论节目《学徒: 你被解雇了》(The Apprentice: You're Fired!)。

相比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BBC的“视频英国”(Video Nation)的确为个人讲故事创造的新的角色，但那毕竟是罕有的现象【44】。英国电视的特点是新形式的教育节目，它们把普通的表演作为范例向观众传播。这一举措不是媒体的民主化，在过去的20年间，“普通人”成了电视话语的对象，而不是其主体。稍后，我们将回头说这个过程与大背景里的新自由主义的交叉。与此同时，希望在仿真媒介里得到承认的需求似乎加强了，使阿尔伯托·梅卢奇(Alberto Melucci)的断言成为可能:“今天的主导力量是排除普通人参与命名权威的可能。”【45】

许多潮流似乎在挑战符号权力的集中化，但它们未能重构“普通人”与媒介的关系，对这些潮流持怀疑态度同样必要;在用户生成的内容、博客和众包里，它们未能重构普通人和媒介的关系【46】。这一切都是有趣的发展，但在普通人追随的媒介景观里，这样的生产究竟有多显著呢? 既然符号资源只为少数人占有，除了政治动乱时期之外，这些有趣的发展能重构符号资源吗? 克莱·舍基等作家宣告，当代讲故事话语的形貌完成了全新的重构，这固然令人兴奋【47】，但如此重构的前提尚未有人明确地阐述，更说不上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