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时代洞见：媒介与社会的神圣化功能

有一个观点颇为诱人: 在有些社会里，媒介机构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缺乏媒介资源简直就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源，如此，相关的伤害就不会隐而不显;缺少媒介资源显然就是缺少一种生活的根据。然而，这样的分析在有些语境中(见第五章政治的组织)固然重要，但她不能涵盖一种更为隐约的资源缺少的形式，即与媒介相关的资源的缺乏。有趣的是，早期电视时代的分析师在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在他早期论电视电影社会影响的历史书里，尼尔·加布勒(Neal Gabler)阐述“摄影机的神圣化功能”。他说，相比而言，“不进电影镜头，不被电影认可，那是这个娱乐之国最深刻的失败形式”【25】。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有一位与昂利·列斐伏尔过从甚密的情景主义理论家与活跃人士叫拉乌尔·瓦内让(Raoul Vaneigem)，他以辛辣的笔调写道:“令人异化的情景机制挥舞权力的大棒，使个人的私密生活被剥夺殆尽，可以说到了景观被剥夺的地步。”【26】

瓦内让的措辞隐约含有这样一层意思: 媒介不止赋予一种新的威望形式。他认为，在媒介化社会里，日常生活由新近感知到的缺少来界定。日常生活纯粹由普通的东西来界定:“纯粹”参照景观里才有的“充分的”地位。

情景主义者理解的“景观”是日常展示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通过媒介或其他方式展示，肯定资本主义的价值。与其相比，我用的是瓦内让的这样一个理念:日常生活用结构性的短缺来界定，我将其用于更宽泛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是当代媒介作为社会机构的合法性的根基: 处在媒介“里”的内容的价值，而不是处在媒介之外的价值(见第三章)。由此观之，日常生活靠媒介报道的缺失来界定，本来适合报道却未被报道的东西就是生活必需的东西。我们需要略微修正瓦内让的宣示: 日常生活里有多种评价方式。但那并不意味着忽视分量重的东西，不忽视从全民媒介消费的协调里派生出来的东西，即迪尔凯姆所谓的“共同生活中产生的行为方式”【27】。稍后，我将回头说近年媒介大量孳生的后果。

贴近超验表演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欲望，并不新鲜，超验的表演代替社会生活【28】。不过，在当代世界，景观(以及媒介的呈现)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形成两个世界之间的范畴差异或缺口，这两个世界是媒介呈现的世界和日常生活流的世界。这个缺口始终需要去弥合，然而，由于它是永恒分割的世界的产物，它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弥合的。这一缺口或缺失又能成为社会生活里生成新事物的力量。

我们在上一章里看到，卡琳·诺尔-塞蒂纳把媒介形象在当代社会里的角色描绘为“渐次展开的确实组成的结构”。我们不必追寻她借用拉康的心理分析就能意识到，她很好地捕捉住了社会生活中这一隐形伤害的开放性;凡是符号权力集中在媒介机构的社会里，都存在这样的伤害。与其说我们因为欲望而受损(虽然在媒体露面的欲望有时是很真实的)，不如说是我们因为在媒体里露面的不足而受损: 这是永远无法避免的短缺，除非我们能完全重新界定日常生活，即根据其他参考框架来界定生活。在这里，塞内特(Richard Sennett)和科布(J. Cobb)与我们的观点相若，他们对阶级隐性伤害的描述十分准确，他们描绘一种失落的感觉，需要了解(却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上层”阶级的人拥有的东西。同理，媒体(或者说媒介生活和媒介取向的生活)诱发一种失落感，这是需要被纳入(却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媒介世界的感觉。重要的是，这样的失落感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它意味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可惜许多原因说明，得到认可的地位是分布不均的【29】。

追寻这一失落感(空缺)有许多方式。其一是将围绕国家现代性定义的斗争置于前景中，那是巴西的方式，其强大的媒体(尤其巴西的环球电视台)给很多巴西人造成生活在现代性“边缘”的感觉。第二种方式会以印度为例指出，在这个贫富悬殊、电影业全球第二的国家里，电影观众会觉得，他们离宝莱坞描绘的世界很远，觉得自己“被电影世界关在门外了”。法国的公共媒体虽然强大，但社会生活的很多事情在主流媒体中不见踪影;瑞士杂志《周刊》(L'Hebdo)的主编开设的“邦迪博客”报道2005年法国的郊区暴乱时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敢打赌，谁也不明白，法国媒体转发我们‘邦迪博客’的新闻还不到10%，任何法国媒体都不会超过这个比例。”【30】

在英国，我15年前开始在田野调查中追寻新闻报道中这样的短缺。我研究人们讲述的他们与媒介世界的关系。一位讲述人叫黛比【31】，二十五六岁，是印刷工。她告诉我，电视杂志《理查德和朱迪》(Richard and Judy)尤其其中的天气预告那一段在利物浦码头录制时，她刚好在那里。她说:“你心里想，不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我喜欢看他们录制节目，心里想，哇，那是上电视! 我站在那里……啊，妈呀，快! 快录天气预报! 你知道，我就站在他们跟前。”黛比说:“不只是上电视，那是我去过的地方，真真实实的，我人就在那儿。”她的感觉和许多《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外景地参观者的感觉一样: 媒体和平凡世界的鸿沟弥合了，至少短时间不存在了;《加冕街》是英国播映时间最久的肥皂剧，其外景地当时向公众开放，现在关闭了。另一些《加冕街》外景地的参观者表达了更直接在媒体上露面的欲望，比如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餐饮业工人彼得就说:

我向格拉纳达(电视公司)申请……当临时演员(《加冕街》)。但他们不录取我……我不会介意一个小镜头，进小店(剧情)买报什么的，接着就走出来，不用说话，不用做什么。只要上电视，露一次面，上节目就行，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彼得后来上了一台脱口秀节目当观众。他用自己相应的变化来解释这场经历:“我完全变了，我过去沉默寡言，做梦也没有想去酒吧工作……我现在很开朗，逢人就说话。”这些媒体隐形伤害的痕迹符合帕特丽夏·普里斯特(Patricia Priest)的研究报告。她研究脱口秀参与者【32】，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起点，从广义上去理解名流世界和仿真媒介的世界: 它们不仅仅是媒体经济上必需的格式，而且是通过参与得到认可的社会形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媒介的隐性伤害。哲学家阿德丽亚娜·卡瓦雷罗(Adriana Cavarero)说，渴望讲故事是人的基本需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深层的本真要表达，而是因为每个人外在的意识都渴望到故事里去“寻找身份的认同”。在她看来，我们能讲述的自我仿佛是在外部现实里，我们通过与他人交换故事来完成自我的构建【33】。如此，媒介化社会里制度造成的隐性伤害使我们疏远主要的叙事机构(媒体)，这种伤害不轻。历史上，每个大型社会里都有这样的隐性伤害，只是因为社会里讲故事的资源的不同形貌而各有不同，不过，这种伤害在媒介化的社会里很严重。

试图满足这一隐性短缺的需求时，人们常常与大型的制度机制发生冲突，因为它们常常拥有讲故事的集中化权力。一些上过电视的人的故事真令人扼腕。他们上电视展示自己以后，非但不满意，反而发现自己因为露面而受伤害。请看看仿真剧《荒岛余生》(Castaway)(BBC，2000)一位参与者最近讲的故事。一群人被放到英国西北部外赫布里底群岛里一个荒岛上，为期一年。先不说那一年参与者的冲突，罗恩·柯普希(Ron Copsey)关注的重点是片子制作过程中的不公平待遇，以下这段话是他对另一个人遭遇的判断:

荒岛上的一幕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小孩子偷了我房间里的糖果，那位女摄像师硬要我接受访谈讲这件事情。我拒绝并解释说，如果这个节目给他贴上小偷的标签，那是对他毁灭性的打击。她告诉我，签署《荒岛余生》的合同时，我们都同意，一切都可以拍摄进节目，她告诉我，“这是合同的规定。”她对那个小孩子的福祉的冷漠令我震惊。【34】

我们与媒介分割的关系产生短缺，试图解决这一短缺必然要付出代价。我们的整个生活与表征生活的工业流程接触，但这样的表征极其“不对称”【35】。与媒介接触时，人们遭遇到以前被遮掩的媒介机制的实质。在早期的田野调查中，我接触到生平第一次进新闻的示威者，我注意到这种突然去自然化过程【36】。今天，人们对出名和在媒体露面的渴望复杂得多，不限于追求被别人客观认可了。除非我们把握这种经过建构的短缺的实质，除非我们了解，这种短缺的基础是符号生产的制度化集中里固有的区隔，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根据这种短缺而采取的行为就会使人遭遇新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并不是隐性的，它们是在众目睽睽下不得不忍受的。(www.xing528.com)

英国仿真媒介的一场革新是把人物对媒介报道的反应纳入节目。2011年的《埃塞克斯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第二季)即为一例。这一革新的灵感似乎来自媒体的反馈回路。2007年的《名流老大哥》里富有争议的明星杰德·古蒂就是在这样的反馈回路中产生的【37】。在文本框4.1里，我们详细考察杰德·古蒂这个案例。

文本框4.1 杰德·古蒂

媒介权力的隐性伤害起作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杰德·古蒂在媒体里的生活。她是《老大哥》(英国，2002)的竞逐者，节目未完即被驱逐，英国的小报极力丑化她(Holmes，2004)。

非但没退出媒体机器，古蒂更深地卷进去了。在手腕高明的经纪人的帮助下，她摇身一变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名流，2007年1月进入了《名流老大哥》剧组。她在剧中出言不逊，用种族主义的言辞评价宝莱坞明星希尔帕·谢蒂(Shilpa Shetty)，舆论哗然，成为国际丑闻;经过剪辑的视频上了优视网后，印度侨民掀起抗议风暴，迫使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印度的正式访问中不得不作出回应。古蒂被迫退出剧组。

这一公关灾难导致她的平装本自传退出市场，她踏上赴印度的“谢罪”之旅，试图恢复艰难打拼才赢得的名气。彼时，她自我表现的主要方式是仿真媒介，所以她在印度版的《老大哥》(大老板)里以真身表演，在此过程中，她不得不忍受被告知身患绝症的诊断，她27岁，患宫颈癌。那一刻，也许她只能沿着在公众面前的越来越频繁曝光的轨迹走下去，没有逃避的出路了。在致命疾病最后日子里，她不得不忍受频繁曝光，直至2009年4月的公开葬礼。两年前谴责她的英国政客戈登·布朗已登上首相宝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

试图满足媒介隐性伤害造成的对人们稀缺的需求，反而造成严重的伤害，杰德·古蒂的一生充分显示了这种伤害的残酷无情。古蒂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她在2006年自传的最后一页里说，“众目睽睽使我身体的一切无所遁形。”无疑，如此高昂的代价足以引起伦理问题: 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第八章回头再讲伦理问题。

如欲详细了解媒介的隐性伤害，参见Goody(2006)，Holmes(2004)， Bennett(2011: 4—5)。

80年前，瓦尔特·本雅明喟然叹曰，在即时信息饱和的世界里，个性化讲故事的人已荡然无存【38】。今天更突出的是自我叙事(self-narrativization)，有时这使人遭遇符号暴力的风险【39】，那是产业化的讲人生故事所固有的风险。试图成为故事，试图在由媒介生成的“空间”里生活，媒介叙事的参与者对自己最隐私的东西失去控制: 媒介权力隐性伤害之下隐藏的抽象分割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直接和公开的痛苦。

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流行文化的广阔领域被一种需求驱动: 在媒介化的社会里，我们“普通”人的地位使我们缺少资源，对“满足”资源的需求随即产生。这种短缺与争取社会承认而形成的冲突互相交叠，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是当代社会特有的冲突。广泛社会承认的分层化意味着，对媒介承认的渴望也是社会分层的。然而，通过仿真媒介，媒介的隐性伤害产生了“解决办法”(即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h/所谓的“有组织的自我实现”的形式)【40】，这样的解决办法和劳动市场上广泛的自我表现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与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普遍增强互相交叉【41】。

[1]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福利经济学，关注穷人，代表作有《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发展》、《商品和能力》、《伦理学与经济学》、《生活标准》、《饥饿政治经济学》、《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等。

[2] 卢旺达大屠杀，卢旺达内战期间，胡图族对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进行的大屠杀，从1994年4月6日至同年6月中旬，80万至100万人被屠杀。

[3] 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曾游历美国，所著《美国的民主》成为经典，该书分析了美国政府制度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