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无意否认，充满活力、民主自由的媒介是社会组织重要而基本的利好。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断言，自由媒体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爆发过饥荒。为了把握媒介在大多数当代社会里的影响，我们需要审视更加隐约、隐性的伤害;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成熟的“自由”媒体也可能和这样的伤害脱不了干系。
围绕媒介机构的社会组织从符号权力的高度集中化里受益，这样的组织产生了日常生活核心里的一种短缺:由于生活在媒介呈现的世界之外而构成的短缺。这一表述的普适性需要更多的研究，需要研究许多国家和媒介文化的符号权力的运行机制和后果(这里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宗教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对媒介的符号权力构成挑战，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在以下几页里，我将集中研究一些社会的情况，在那里，媒体毋庸置疑成了社会生活表现的主导力量。
我无意否认，充满活力、民主自由的媒介是社会组织重要而基本的利好。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断言，自由媒体的社会从来就没有爆发过饥荒【22】。历史上，强大的公共媒体总是与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教育目的相联系，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就和BBC相关。同理，历史上最可怕的种族灭绝总是在弱势媒体或国家主导的媒体的怂恿下爆发的: 纳粹德国的弱势报业和国家控制的电台煽动种族灭绝，政府赞助的迈尔斯·科林斯自由广播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煽动卢旺达大屠杀[2]【23】。所幸者，种族灭绝不是常例。为了把握媒介在大多数当代社会里的影响，我们需要审视更加隐约、隐性的伤害;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成熟的“自由”媒体也可能和这样的伤害脱不了干系。自托克维尔[3]以来，社会思想家始终在注意与强大媒体相关的复杂的社会善恶平衡【24】。(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