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社会，社会再现自身……这是叙事系统的功能。”
——米利耶·博纳诺(Millie Buonanno)【1】
上一章试图描绘媒介与权力的关系，自下而上考察习惯尤其仪式化的习惯对构建社会形式的作用。我的构建根据波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精神，没有设想社会价值的一致性: 关键的概念是“范畴”，因为围绕范畴和范畴差异组织以后，范畴更能用来对权力进行解释。我借用媒介仪式和围绕媒介的仪式化实践过程运作的例子来探索。到上一章的结尾，我们从表面无限增生的实践过渡到对当代媒介一些关键社会形式的理解: 仿真电视节目、媒介事件和名流“文化”。(www.xing528.com)
在这一章里，我们探索诸如此类的社会形式在更广阔范围内对社会知识和社会生活组织的影响。正如第二章所示，效应问题是媒介研究最悠久、最难以对付的问题: 前进的办法是避免说明，人们的信念改变是具体的媒介内容产生的结果。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通常做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的具体条件。本章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自然化(naturalization)。在许多方面，媒介并不是世界固有的“图像”，而是排除另外的叙述，使之不可能成立的某些方面、范畴特征和“事实”，正是它们排除了另外的叙述，并因其缺席而使自己嵌入世界日常的行为和理解中。如此，在媒介丰裕的社会里，媒介使社会知识更加厚重。我重申，本章的论述并非旨在取代而是为了补充媒介研究的政治经济路径: 其焦点并非媒介生产或媒介经济，而是媒介表征社会的机制;借此机制，媒介的社会表征嵌入实践。毋庸赘言，我们只能介绍这个宏大课题的几个入口。
自然化不是媒介独有的属性: 这是一切权力形式的效应，构成了鲜明的“是什么”(波尔坦斯基语)地图。两种结果由此而生。第一，如果“是什么”的媒介地图与其他强有力的地图(如宗教地图或国家资源地图)冲突，那些地图的去自然化就可能产生今年中东的仿真电视节目那样的结果。第二，如果“是什么”的媒介地图(比如英国和美国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里的公司权力地图和政府地图)与其他地图相符，结果就是强化的自然化，或我们所谓的硬连线(hard-wiring);换言之，某些价值、区分和排他性嵌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话语【2】。这样的硬连线把媒介外表的自由空间转化为“持久不平等”的领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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