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平常化：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媒介事件吸纳媒介仪式及其变化中的地位，这是近20年来媒介仪式化动态关系的突出例子。达杨和卡茨最初的理论指认了媒介事件(直播的皇家婚礼、国葬、总统就职典礼、重大政治集会)里一个经常出现的形式: 打乱计划中的广播节目，为媒介事件让路，使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并送达全民规模的受众【76】。达杨和卡茨让我们注意媒介报道中有时承担的风险(更大的赌注)。他们的“媒介事件”概念很快就成为自然而然的参照点。在此之前，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经典的迪尔凯姆国家大礼的观点(希尔斯把1952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的电视节目称为“全民共享的一幕”)【77】，但比迪尔凯姆的观点繁复细腻。实际上，达杨和卡茨认为，恰当地理解媒介事件及其机制使我们看到，一百年前迪尔凯姆所谓的大型现代社会里走向衰落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在电视时代复兴了，电视把全民调动起来共享“欢庆”的节目【78】。他们的描绘感染力强，切合实际，这一点已为5年以后的媒介事件所证实。1997年9月，他们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问世5年以后，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在伦敦举行，向全球直播。

然而，后来的三种发展过程却挑战媒介事件的概念。第一个变化是，许多具有共同特征(节目表的中断、连续的直播、欲罢不能的收视习惯)的媒介事件节目重要性增加，但这些报道不再有整合的潜力。以色列作家塔马尔·利贝斯(Tamar Liebes)率先注意到这一变化，把这些报道称为“灾难马拉松”【79】。她举的例子是自杀式炸弹以后以色列电视台的报道: 全频道、突然插播、开放式，这一报道使国家更加分裂，而不是团结。第二个变化是，政治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变了，他们适应媒介事件的特征，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象征性政治: 最重要的例子是“9·11”事件，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和其他美国目标发起攻击【80】。自此，媒介事件的任何定义都需要考虑远离社会“中心”的、事前策划的事件。实际上，丹尼尔·达杨建议重新思考有争议的“恐怖主义”一词，以确认以媒介为辅助的策略，那样的策略正好利用了象征性潜力【81】。伊利胡·卡茨和塔马尔·利贝斯的结论是，灾难、战争和恐怖的垄断性报道取代了典礼事件的报道，最初启用的“媒介事件”概念是为了把握典礼事件的报道【82】。第三个变化是媒介景观里大范围的变化: 原用来界定媒介事件，将其当作事件，当作全民受众的分割化的修辞用语如今已泛化为一般的语言，原初的媒介事件概念设想的就是全民受众【83】。

经过这样的事态发展，达杨和卡茨起初的理论在修辞上最大胆，在理论上却最成问题了。这个理论是新版的迪尔凯姆主张。迪尔凯姆认为，媒介事件的功能是整合国家，强化共同的民主价值。时移世易，达杨和卡茨不再那么站得住脚，与大背景的相关性也黯然失色了;广阔的社会现象是他们在新迪尔凯姆主义掩盖下确认的背景。结果，重新评估媒介事件的原初理论就势在必行，重新评估对该理论的批评(比如我的批评)也势在必行。我不接受该理论的新迪尔凯姆主义含义。如上所述，他们两人重新评估了媒介理论概念，将其限定在业已消亡广播时代的特征【84】。与此同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新迪尔凯姆主义表述的批评【85】也要面对这样的拷问: 批评所倚重的“媒介仪式”的后迪尔凯姆主义概念本身是否能经受住批评? 在玩世不恭、平庸化和受众碎片化的冲击下，后迪尔凯姆主义的“媒介仪式”概念是否能稳住阵脚? 媒介事件的式微是否也是“媒介仪式”式微的预兆?

在这里，我们触及媒介仪式概念特色的核心问题。如上所见，媒介仪式的定义并不涉及它是否能确保参与者对媒介机构的忠诚问题。比较准确地说，“媒介仪式”指认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利用其主要范畴去建立媒介和目标受众的关系，这个战略行动涉及媒介机构，调动受众和参与者。指认这样的战略行动并不等于主张，媒介仪式真的把社会结为一体了。相反，我的媒介仪式观是在批评功能主义中形成的，许多迪尔凯姆的追随者与功能主义结盟【86】。我强调，在表面上看，许多媒介的普世语言中存在政治竞争和不确定性。我2003年给媒介事件所下的定义反映了这一观点，我的定义是: 媒介事件是“大型的基于事件的、媒介聚焦的叙事，与媒介中心神话相关的宣示特别张扬”【87】。

恰当修正的媒介事件概念能在媒介风景里给我们定向导航，如此，成功的媒介事件会比较稀罕，但媒介与社会的特殊关系的重要性维持不变。安德利亚斯·荷普(Andreas Hepp)和我为全球媒介时代提出媒介事件的修正定义:“媒介事件是定位明确、密度高、中心聚焦、靠媒介传播的表演，聚焦于特定的主题核心，横跨不同的媒介产品，通达规范、多样的受众和参与者。”【88】所谓“中心聚焦的表演”指的是，聚焦于主题核心的传播行为，其意向是表明它和与媒介通达的社会“中心”的关系。这个分析路径并不假设，媒介仪式的表演一定是成功的，我们仅仅是说明一个具体的表演意向(复制能优先介入“媒介中心”的媒介机构)。实际上，尤其从历史视角来看，容许人们构拟的媒介中心神话破灭，有重要意义。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对殖民地时期的尼日利亚所做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仅仅依靠国家的广播和电影的神话破灭了【89】。(www.xing528.com)

这个新定义符合数字媒介时代的实际情况。正如第一章所述，数字媒介时代争夺受众注意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媒介机构争夺合法性(象征价值)和生存(经济价值)的斗争日益明显。该定义讲述媒介生产的类型(电影和电视)，由于成本上升，它们特别倚重“事件”的生成和权威的形式(如国家政治)，这样的权威越来越倚重台面上的事件来激发和调动受众的忠诚【90】。我们的定义不用那么绝对化的调门去解读所谓媒介事件的“去魅”，有别于达杨和卡茨最近的立场所容许的调门【91】。在政治领域，大型事件叙事可以说有增无减。比如，“让贫困成为历史”的叙事就如影随形，与2005年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相生相伴;各色人等参与了这场斗争。与此同时，远方的灾难还是靠大型媒介机构来报道，但用户生成的内容逐渐增多，专家在网站上发表议论，确立其优势地位，目击者交换信息和图像【92】。即使在多渠道、互联网饱和的环境里，达杨和卡茨在官方的媒介事件叙述里找到的那种虚拟语气的语言，仍然可以看到，不过，这种语言分散到非官方参与者的叙事里了。结果，如今的叙事既不同于过去媒介事件那种神圣恭敬的口吻，又不同于昔日描绘远方景观那种普遍的玩世不恭的态度【93】。请听2005年20国集团峰会抗议者是怎么说的，即时经过媒介的过滤，他们的口吻也前所未闻:“我们想要成为会议讯息的一部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骄傲。这会产生效果，难以置信……空前的大团结，爱丁堡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我们要迫使政界做出认真的政策承诺，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再看另一种语境。阿尼科·伊姆雷(Aniko Imre)向我们展示，在1989年以后的东欧和中欧，英国《流行偶像》格式的版本，以及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的“事件”成了展示各国景观的场所，新民族认同和群体识别纷纷登台亮相，互相竞逐。天主教或印度教的宗教组织也利用媒介事件，用宗教戏剧和纪实片来支撑其权威和民族存在【94】。

媒介事件非但不会消逝，反而可能是长期存在的媒介形式。不过若要对这一形式进行解释，则必须跳出宏大的新迪尔凯姆主义的民族叙述或社会叙述。和居伊·德波[1]的主张相反，今天不存在单一的景观。然而，围绕中央财力和地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是存在的，因为景观仍然是我们时代根本政治斗争的景观之一【95】。

[1] 居伊·德波(Guy Debord，1931—1994)，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著有《景观社会》。